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明代商人的构成

明代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经商意识空前活跃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 ,商人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明代的商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等级 ,这样就使明代商人的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下面就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作一略述。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皇族商人。皇族商人是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经营商业的。皇帝经商是通过开设皇店进行的 ,皇店由皇帝亲自经营或者由皇帝派专人进行管理经营。当然 ,由于操控国事 ,能够亲自经营皇店的皇帝并不是太多 ,但明武宗朱厚照却不时地亲自参加皇店的经营…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对传统“贱商”观念的重大突破──论“三言二拍”的重商意识

明中叶后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商人植根于封建经济结构开始松解的特定环境中,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商业资本支配生产,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走出了一段充满荆棘的艰难旅程,一种新鲜而充满着活力的经济因素注入了当时的社会肌体之中。这一切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非常形象而丰富的反映,小说在展现明代商人多姿多彩,斑烂纷呈的活动画面中,涉及到商品经济的很多领域。研究它们既具有历史的认识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小说内容中对传统“贱商’“抑商”观念的冲击进行粗浅的探讨。一、商业经济繁荣的全…     

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

有关铺户当官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明代的南北二京。在晚明至晚清时期的江南,利用"官价"、"借办"等名目盘剥商人的手段一直存在。与明代南北二京的状况相比,江南的铺户当官体现出鲜明的"非正式经费体系"的特点,对此官方的处理态度始终以"严禁"为词,但在地方财政短缺的基本结构之下,这一目标无法真正达成。围绕铺户当官问题的官商博弈,往往形成事实上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宋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

作为一名载入南朝正史的豪强人物,程灵洗在南宋以降的徽州社会一直是颇具影响力的神祇。当地对程灵洗的崇拜,从宋到元经历了形式上的变化。从南宋最初的露天社祭到世忠庙的营建,从元代程元谭-程灵洗世系关联的建立到元末各地世忠行祠的兴建,崇拜形式变化的过程也是地方神祇正统化的过程,其中地方士大夫是主导力量。随着程灵洗在明初洪武礼制中祀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明代中叶徽州商人力量的勃兴,在地方社会组建宗族的潮流之下,程灵洗崇拜不仅逐渐呈现由商人主导的态势,同时也具有了明显的宗族化的倾向。原先各地流行的世忠行祠最终演变成了各地的程氏宗祠,徽州早期的豪强人物程灵洗由此逐渐进入各个支派的程氏谱牒,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祖先。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

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以其普遍参与的商业大军、无所不为的经营范围、巧妙灵活的经营技能、跨驰陆海的活动区域在商界树立了形象,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者来说,徽商自然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不仅对弄清徽商集团本身,而且对...     

称雄一世的山西金融商人

山西商人著称于明清两代,有许多显赫的行业。盐商在明代开中制度中大显身手。茶商长期垄断着中俄恰克图国际贸易。金融商人后来居上又操中国金融之牛耳。山西因经商者多、资本雄厚、涉足中华大地而一度成为神州一个富省。而在这个富省中,金融商人尤为突出。     

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二）

二、活跃于边地贸易市场上的晋中商人在明代,晋中商人除纳粮中盐外,还较为广泛地参与了北部边地的贸易活动。首先到边地经商的,应该是纳粮报中兼营丝布、茶叶、杂货副食的商人,或一些无力纳粮报中的小本经营者。在永乐年间定点开设马市、特别是成化年间复开马市后,则有更多的人     

明代士人文集见存陕西盐商传记述论——兼论藤井宏先生之“关中主体说”

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阶层频繁互动、陕西盐商因“贾而好儒”所引发的传记需求以及当时如火如荼的修志活动等共同促成了明代士人文集中陕西盐商传记的大量涌现。在传记创作的过程之中,受累于当时的社会观念,陕西盐商往往会寻求那些关系较为亲密者或出身于盐商、商人家庭的乡族士人作为请托对象。而在传记的实际撰写过程中,除“铭而不实”的书写特征以外,撰者的撰写思路明显受到了《史记·食货列传》以及当时正史、地方志书中“节”“孝”撰写模式的影响。此外,在“关中主体说”依然成立的前提下,清代陕西盐商的籍贯构成相较于明代可能更为多元和复杂。     

晚清徽商在皖西大别山区的贸易与纠纷——以《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抄本为中心

皖西大别山区是明清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之一,为长江一带跨区域茯苓贸易的重要一环,来自皖南黟县的药商颇为活跃。文章聚焦于民间文献抄本《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探讨黟县商人在大别山区的贸易及与当地土著挑夫之纠纷,由诉讼纠纷之渐次演进中,考察外地商帮、土著挑夫、在地士绅和地方官府之不同立场及其应对策略。从中可见,在传统时代,客商外出居廛列肆、负贩商贾,在长途或短途的贸易运输中,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明代以来,徽商在各地纷纷建立会馆,相互汲引、互为奥援;各地的码头工人亦抱团取暖,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同业组织。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生存竞争之日趋激烈,双方为了维护彼此的相关权益,时常展开持续而紧张的博弈。在此类博弈中,作为纠纷之仲裁者,地方官府在平衡商人与土著挑夫诉求和权益时,始终最为重要的关注点是维护地方社会之稳定。     

《军事卫所与基层社会——明代徐州卫的设置及其影响》

明代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卫所。在当时的徐州地区有两卫,徐州卫是其中之一。徐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是徐州卫设置的主要原因。徐州卫的设置对明代徐州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从维护地方治安、保障漕运、屯田、救灾这四个方面对这种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

明代的盐法是从宋元时期的盐法继承而来的,在国家专卖制度下组织了灶户制度,随着明初钞法的破坏,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明代的盐法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允许余盐和正盐一样可以公开进入国家的专卖体系;明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纳银开中制度等。所有的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盐法自身的变化,它也引起了与明代盐法变化密切相关的商人的地位与命运的变化。     

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

泉州安海商人,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入清以来,随着郑芝龙、郑成功集团的衰亡,安海商人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泉州府晋江县沿海地带的商人们,却能够依仗海洋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因时而起,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清代福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商帮.特别是随着清代中期台湾经济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大陆经济交往的发展,晋江沿海商人形成了以闽台海峡两岸贸易为重心、兼及东南沿海船运商业的经营模式.清代晋江沿海商人在经营上的成功,是以充分利用家族、乡族的互助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家族、乡族的联系纽带又使得商人们在经营关系和经济关系处于比较错综复杂的境地.这种比较复杂的经营关系和经济关系,将对商业资本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和阻滞的作用,因而对于以往关于家族、乡族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说法,有必要予以重新的审视.     

明代的边镇与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商人,与徽州商人并驾齐驱,被誉为明清时代天下两雄.山西商人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是由山西盐、铁、丝绸等商品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丝织业的发展,一方面所产潞绸需要商人去推销,另一方面当地蚕丝不足又需要商人去湖广、四川贩运供织造.商品生产是商人发展的前提,而商人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商人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桂林出土的明代瓷梅瓶

桂林出土的明代瓷梅瓶为数不少,品类较多,且有各个时期的作品。这些梅瓶不仅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明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水平,而且体现了明代社会和靖江王府内的等级制度,是研究我国陶瓷史、明代藩王史和桂林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史料。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五）

第三章营销高招山西商人在其鼎盛时期,商业网络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还是国际贸易的先驱。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清代,山西商人在称雄国内商界的同时,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始终垄断着恰克图贸易。清朝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山西商人开办的商号60余家。曾经目睹恰     

明初商屯的经营性质

在明代的社会经济中,出现过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商屯。明初的商屯是由盐商所经营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它是与明代的食盐开中制,即中盐制相伴随而出现的。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封建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自明初至弘治一百四、五十年间,明政府曾长期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