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北大核心CSSCI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阮元治经中的“违注”之举及其得失

清乾隆以后,研究经学的学者大多标榜"汉学"之名.其所谓汉学者.往往指的就是毛<传>、郑<笺>之学.而被称为乾嘉汉学殿军的阮元(1764～1849年)在对古代名物制度以及若干儒学核心概念的训释过程中却并不完全拘泥于汉儒之成说,时有"违注"之举.他的这一学术实践既有得也有失,应予具体分析和总结.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 ,面对经道分离 ,一些学者给予批判 ,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 ,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 ,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 ,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 ,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 ,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 ,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 ,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 ,使儒学发生演变 ,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 ,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 ,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 ,也是历史的必然     

论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

刘大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儒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探究其对现实有益的成分。他晚年将近代经学作为研究对象,在于认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经学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不能绕过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学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加强。《评近代经学》分析近代经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揭示了儒学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服务的实质,肯定了儒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积极成分。     

刍议儒学经学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儒学和政治的结合,即儒学经学化过程进行阐述,以揭示儒学经学化和我国古代政治的某些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史学精粹

正姜海军:《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异同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一统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评价

儒学经典,自孔子之后,便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最终至宋形成了十三经。其间,不断有学者注疏,也因此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经学以及清代经学三个侧重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分门别类地诠释经学,使经典诠释学各自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汉代重名物训诂,宋代重义理阐发,朱熹所云“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集》卷48《答吕子约》),形象地概括了宋代经典诠释学的特点。所以,要研究宋代经学,就不能不提到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而泛观中国经学史,对朱熹经学思想的研究只有少数分门别类的专著中某一章节的论述,或是散见的数篇论文而已,…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两汉儒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最新进展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两汉儒学研究大体呈现出三个基本走向,一是以经学为核心,涉及汉代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和论文相对比较多。二是以儒学为核心,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一个方面略广,还包括汉代的宗教、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有不少。三是对汉代历史多角度的研究中涉及儒学问题的方面,如官制、礼制、社会组织、地方豪族、门阀世族、丧葬、礼俗、画像石等,有一些著述和论文有所论及,但是总体上显得不足。目前两汉儒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如何就以上三个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这将促进学术界的历史学与…     

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探析

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既有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小学的继承和推进,又有新时期以考信史实为主要标的之史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其广博的世界上古文明史的研究背景及丰厚的知识储备,也为解决形成于中国上古文明时期的经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刘家和先生经学研究中突出的"会通"特征,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对于推动这一中国传统学术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陈澧撰写《科场议》之立场、缘起及用意

陈澧是晚清经学名儒,《科场议》则是他精心结撰并以"议政"之貌示人的重要文章,今人多从科考改良一面考察陈澧撰写此文之旨趣,与其本意不无距离。比勘陈澧已刊、未刊文稿,可证陈澧撰写此文因缘于江浙学术高峰俞樾出题割裂经义一案,且借此深刻辨析"真经学"与"近时经学"之区别,批驳以俞樾《群经平议》为代表的一味求胜古人、剑走偏锋、零碎说经的学风,主张恢复专经之学,以此挽救士习、澄清学风、端正心术,实是借科考论学术,是其构筑"新经学"的重要一环。     

百家之学与独尊儒术

百家之学与独尊儒术葛志毅历来论及西汉经学的发达,多注意到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提倡与利用,而往往忽略儒学本身的发展。实际上,战国秦汉的百家之学足可称其学术上的根源。不容置疑,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一代学者的治学倾向,产生极大影响。如主父偃本学长短纵横术,...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盛世之盛:大唐文艺复兴

以欧洲文艺复兴为镜子,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文艺复兴. 每一次文艺复兴,皆以"中国的轴心期"为回归点和出发点. 两汉文艺复兴是回归整理先秦儒学典籍,掀起了儒学文艺复兴运动.魏晋时期,文艺复兴从清议转向清谈,魏晋人崇尚"中国轴心期"的老庄,从政治优先的经学转入审美优先的玄学,从名教回归自然,儒家英雄主义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