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源流

仓修良１９３３年３月生于江苏省泗阳县,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方志是史学发展的分支,必须将其放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得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离开中国史学而孤立地就方志论方志,将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方志界有一种离开史...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方志信息

方志理论研究信息王林在《浙江方志》1997年第四期发表的《关于方志本体的理论探讨》一文中提出：方志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而长期存在,关于它的性质,各说其是,难以决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识上出现偏颇,人们习惯于“一部书主义”,将志书涵义代替方志涵义,将志书的性质与方志的性质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将方志的“表现形式”与方志的“运动形式”混淆了。王林认为,方志的特性导出方志的内涵：方志是官方对一地客观世界的认识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包括一套认识观念、观点,即方志观：一套研究方法：一套表达形式。而方志的外延,…     

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

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已为人熟知,本文重点探讨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几种不同取向,即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和透过文化规范后引用等4种利用方志的不同方式,并试图发现它与近年来学术思潮和史学研究的转向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并且建议第二轮新修方志应加强对首轮修志情况的记述.     

论方志观念的嬗变

方志观念是从根本上回答方志"是什么"的问题,是对方志本质、属性及发展规律的概括认识。无论是从方志实践上看,还是从方志理论上看,方志观念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方志观念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最早出现的是笔事说,随之出现的是文本说,最迟出现的是事业说。笔事说观念流行于汉唐,文本说观念流行于宋至清,事业说观念流行于民国和当代。事业说观念迄今仍在继续丰富和发展,其中典型表述就是实现"六个转变"和"十业并举"。     

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

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界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力图突破"新文化史"的文本束缚,利用本不受历史学家们重视的物质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更深层次地探讨物质载体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它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与分析框架,除了研究传统的物质载体与人的关系之外,历史学家们更希望能够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畴拓展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去。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深化与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在不断推动历史书写方式的改变。但是,研究所需物质载体与特定时空环境的缺失以及实践操作上的一些限度,也会给物质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影响。     

方志订补《宋史》札记二则

正自《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宋代文学总集陆续问世后,方志文献便一直在辑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朱希祖在《中国史学之派别》"国别体"中曾敏锐地指出:"有国别史之实而无其名者,其惟《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乎?司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为纲,《一统志》则汇集各省书而作,以省为纲,故其实皆同。"~((1))此论甚精,因其发现了方志文献在国别史谱系中的渊源,为我们重新思考方志文献的史学价值提供了启发。与泛记统一王朝大事记的正史相比,方志文献胜在对乡邦文化的详尽搜罗,许多为正统史家扬弃的地方性史料,都在方志中得到巨细无遗的载录。今以方志文献为据,遴选可订补《宋史》者二例,以为其史料价值张目。     

方志文本学引论

如果说方志这个概念是涵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或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的全过程。那么这个全过程的核心要素则是方志文本(或作品)。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故曾给方志作过这样界定：“方志就是一项以编纂和使用各类方志文本为中心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拙文《方志主客体关系论析》,《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6期)传统方志学对于方志文本问题也曾有不少论述。     

东北古代方志理论述要

本文首次对今东北三省古代方志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文章主体部分中,分"清代方志理论"和"民国方志理论"两大部分。在"清代方志理论"部分中,分宏观论、编纂论、文本论三小部分。其中宏观论含起源说、史志谱关系说、一统志与地方诸志关系说,编纂论含宗旨说、人才说、规则说、书法说,文本论含性质说、作用说、内容说、体裁说、辅文说。在"民国方志理论"部分中,分宏观论、编纂论、文本论和接受论四小部分。其中宏观论含起源说、史地谱关系说,编纂论含宗旨说、责任说、人才说、因创说、规则说、书法说、用语说,文本论含性质说、作用说、内容说、体裁说、辅文说,接受论含销售说、阅读说。     

方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

狭义的方志文化研究是指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方志与方志工作。这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进展缓慢;2006年之后,在中指组领导及论坛、年会、《中国地方志》等平台的引导下,逐渐兴盛起来。30多年的方志文化研究,揭示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方志文化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探索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和新时期方志文化的建设问题,初步构建了方志文化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新时期开展方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志文化理念使方志工作的文化属性更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方志工作的用武之地,为新时期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

地方志既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又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传统史学中,地方志多被视作一种史料,用以重建和解释社会历史进程。方志界始终将地方志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当下对方志编纂的关怀,对古代方志亦不乏具有社会史意义的批判。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地方志被视作一种“文本”,揭示其中暗含的权力、观念、目的和意义,成为相关学者的基本研究取向。通过梳理和述评,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拓宽地方志研究的途径。     

用现代影像技术传承方志文化——《中国影像方志》的传播价值与启示

《中国影像方志》以现代影视手段和全新的视角,从方志着眼,关注县域文化挖掘和历史表达,意欲为中国每个县都制作一部40分钟的影像方志,在地方特色中彰显民族精神,用鲜活故事表达家国情怀,打造一部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地方社会影像版的"百科全书"。《中国影像方志》将凝结成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其史学价值及对后代影响不可估量。     

方志理论

论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王晖在《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1.方志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方志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产物。方志是伴随国家的形成     

当今欧美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

正近年来,欧美史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乃是资本主义史研究重新回归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概念重新用于史学研究,其意图在于纠正过去几十年来被欧美史学界日益忽视和边缘化的"物质因素",希冀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将经济因素带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1))将资本主义置于欧美史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思潮,并不是向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史回归,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更加宏阔的概念,力图以此将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     

方志本体和本质论析

这里所谓方志,不是指方志文本,而是指以文本为核心的整个方志事业。方志本体和本质两问题皆为方志理论的基础课题。近年来,随着新方志学建设的不断发展,有的学者已开始思索这两个问题,也曾刊发过几篇文章。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仍较肤浅,有些意见甚至还是片面的。为了促进新方志理论研究,笔者便不揣浅陋,试就方志本体和本质两问题作如下论析。一、关于方志本体有人撰文曰：“方志本体就是由方志内涵、方志外延、方志特性、方志特征四部分组成。”（王林《关于方志本体的理论探讨》,《浙江方志》1994年第4期）“方志…     

方志语言及其风格

<正>"史之为务,必藉之于文"(《史通·叙事》)——这句话不但体现了锤炼语言对于文章的重要性,更指出了锤炼语言对于史志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说方志语言的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方志内容记述的直接载体,是体现方志资料性的唯一手段,更是体现方志语言风格的重要途径。丰富、鲜明、准确的语言形式是记述史实的基础,而"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的方志语言的风格,更是对方志编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方志 方向 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方志原意是四方之志,囊括古国史,今人必须坚定传承"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的史志观。地志是古代地理书,后被方志取代。地方志概念民国才出现。志书是具体概念,不能统领方志。方志学是研究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内在规定方志学科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多样,其中三种必须共同遵循:多学科方法要注意科际融合,不能食而不化颠覆方志学;逻辑方法是思维的工具,遵守逻辑规则才能正确表达思想,批驳诡辩;哲学方法是思维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国编史修志优良传统相结合,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方志理论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志学是方志研究最大的理论创新。     

日本藏中国方志及研究综述

本文从历史角度对日本中国方志的收藏以及日本学者对这些方志的研究、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指出日本近年地方史志研究趋向以及日本藏中国方志研究的历史学意义。     

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