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告身

最近几年,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好几件唐代的"告身"。新疆出土的"汜德达告身",《文物》1975年8期已有专文作了论述;"张无价告身",也已在《文物》1975年第7期中作了初步介绍。今年第十期《文物》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与吐蕃王朝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规定密切相关,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吐蕃告身制度特别是授予对象的理解,也可以了解整个王朝时期对僧侣所授告身的阶段性变化,并最终取消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白告身第八道的复原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证明了元丰改制时依据唐制所建立的人事除授中制授、敕授、奏授等三种告身制度的存在,以及尚书省以奏抄为文书主体的日常政务运作方式的确立。文章结合文献分析了徐谓礼两类告身的形成过程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在其中的角色及其作用,重新评估了南宋所谓给舍合一以及封驳权的行使问题,认为给、舍各自的职能及其封驳权力并不曾因为所谓的三省合一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并不存在封驳职废或者职能互相侵夺的问题。徐谓礼文书并不支持诏敕等下行文书需要签"读"字的说法,但给事中署名行下的过程称作"书读","不书读"即构成封驳。文章最后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讨论了徐谓礼文书中一则告身的复原问题。     

《續資治通鑑長編》失校一則

中華書局點校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〇元豐五年(1082)十月甲子條:詳定官制所言:"……其房玄齡等告身四道,内三卷敕授、制授,不書尚書都省官     

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

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妹尾达彦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面对中央皇权统治力的弱化所导致的藩镇割据势力的增强,统治领土的减少所带来的国家财政危机,为了将政权延续下去,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行政、财政方面的改革。关于改革及其改革后新的行政、财政,在中国史的研...     

唐宪宗效法先祖中兴唐王朝

正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之后的藩镇割据让大一统空留名号,朝廷仅能控制京畿及附近的地区,政令所及范围小之又小。而玄宗之后的肃宗、代宗、德宗和顺宗四帝,又是一代不如一代,缺乏解决藩镇问题的雄才大略,直到唐太宗的第八代孙唐宪宗李纯的出现,这一被动局面才告结束。     

《资治通鉴》辨误一则

《通鉴》卷一八四: 丙辰,洲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见中华书局点校本6741页(。按:受官不取告身。与唐制不符。新、旧《唐书》皆不载此事。唯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记此事甚详。《通鉴》正取资于此书。其书卷二云: 丙辰,至于西河。……自外当土豪隽,以资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亦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其     

杜佑和《通典》

一、杜佑撰通典杜佑(公元七三五——八二一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中叶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公元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唐皇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杜佑在当时刚刚二十岁。以后,他经历了肃、代、德、顺、宪五朝,由地方僚佐致位宰辅。处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回首开元天宝盛世,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挽救垂危的唐朝,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瞩意的急务了。当时,陆贽以政论形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杜佑则用史学著作来比较全面、深入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目的完全相     

张巡与睢阳保卫战

唐代安史之乱时,在著名的睢阳保卫战中,张巡以其坚毅的性格,忠贞的品德,卓越的军事才能,抵抗叛军十个月之久,为唐王朝平叛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睢阳保卫战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创典制通史 汇治国良谟”──史家笔下的史家和政治家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名门望族,从县丞做到宰相,宦海生涯六十载,先后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正值大唐皇朝从强盛的巅峰上一落千丈,开始走向全面衰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多事之秋,杜佑作为洞察历史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恢复发展经济、参与决策、稳定中唐政局等方面可谓功勋卓著,贡献非凡,被唐宪宗盛誉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是国家的栋梁,一代名相。同时,杜佑又是一位在司马迁之后,继承、弘扬史学上"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史学大师,他历…     

《通鉴》辨误一则

《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七月:丙辰,(李)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宫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见中华书局点校本5741页)。按:《通鉴》此段记载误。受官不取告身,与唐制不符,且意又亦难明。考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记此事甚详。其书卷二云:丙辰,至于西河,引见民庶等,……自外当土豪雋,以资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并帝自手注,量才叙效,咸得其宜,口问功能,笔不停辍,所司唯给告身而巳。尔后遂为恒式。帝特喜书,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体,而草迹韶媚可爱。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宫,更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关系分析

渤海国自建立之初就使用汉文,以唐制管理国家,积极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并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号称"海东盛国",在我国东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以渤海国与唐王朝关系的建立,揭示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     

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有制无规:嘉道以降孔府书院学录选授探研

孔府书院学录既是朝廷任命的学官,又是孔府管辖的属官.嘉道以降,孔府书院学录的任免和告退已经形成了一套由孔府、地方州县、朝廷共同参与的相对固化程序,但这套制度性规定与实际运作之间存在较大反差.与其他学官群体相比,孔府书院学录在选授资格、任免流程、任职时间和更迭频率诸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特殊性.孔府书院学录选授中"有制"和"无规"的共存并生,固然反映了清中期以后王朝制度与实践的背离,根源却在于朝廷对至圣后裔的尊崇和优待.     

唐李靖定襄道行军中所见“碛口”考释

"碛口"主要分布在北部边疆地区,唐李靖定襄道行军中所见"碛口"《资治通鉴》"胡注"中将其解释为"大碛之口",却并没有指出"碛口"的具体位置和自然地理情况。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向内收缩,"碛口"便在后世的史籍中不见记载,文章从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北伐突厥时所记载的漠南"碛口"入手,通过梳理、分析两《唐书》以及地志史籍中关于漠南"碛口"的记载,推断漠南"碛口"应该位于今天的白云鄂博(铁山)东北今077县道所经过的谷口。考释漠南"碛口"地理位置及其形制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帮助还原李靖北伐突厥之行军路线;其次可以根据"碛口"的消失过程和原因,划定唐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考察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     

华阴发现的两方唐墓志

今陕西省渭南地区华阴县,唐时曾为华州(武周时一度改名为太州)的治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省文物商店曾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唐墓志两方,一方是《大唐故游击将军洛州金谷府左果毅刘君墓志铭并序》即刘观墓志,一方是《唐故华州司仓参军萧公墓志铭并序》即萧赞5墓志。这两位墓主的官位虽不显赫,但墓志文中记录的一些史实却为唐书所不载,值得介绍出来。     

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元结:力能扶世、政能济民的唐朝名臣

正元结(719-772年),字次山,河南鲁山县人,素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著称于世。其实,元结不仅写出了富于正义感的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文,更让满腔热血结出了一树现实之果。元结生活的玄宗、肃宗、代宗时期,正值唐朝由盛转衰,由盛唐步入中唐,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顷刻间把唐王朝搞了个昏天黑地,国家和人民均陷入水深火热中,元结以其     

高丽王朝身份制度对其政治制度形成之制约——兼与唐、宋比较

受慕华思想影响,朝鲜高丽王朝初期效法、模仿了中国唐、宋的政治制度,然其实际效果多为形式上似于唐、宋之制,本质上则保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原因在于高丽王朝施行的身份制度对其效法唐、宋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在中央制度中的贵族政治特征、地方制度的"其人制"、选官制度的科举制和荫叙制、中央军制的军班制等方面。     

从“封”与“授”的四次转化看唐与东突厥关系之嬗变

唐初,东突厥是唐朝边疆经略的重点。由唐对东突厥册封与授官的四次转化,可以看出双方关系的变化。唐高祖时期东突厥强势,唐与东突厥从无封授发展到虚封;唐太宗灭亡东突厥汗国后,将虚封突厥转化为实职授官,这是唐与东突厥封授关系的重大转变;将突厥回迁后,为了提高其首领威望,唐太宗又将授官转化为册封;贞观末年突厥余众叛乱后,册封被迫转化为授官,突厥首领思摩被正式纳入唐朝中央官制系统。在这四次转化过程中,封与授、封授级别、封授性质、封授目的、封授后的结果都不相同。封授是衡量唐与东突厥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