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印巴危机期间美国的难民政策与美印在难民问题上的角力

1971年印巴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危机期间,因受东巴内战与印巴冲突的双重影响,大量东巴居民逃往印度,沦为难民。东巴难民持续涌入印度不仅是东巴危机转变为印巴危机的主要诱因,同时也是导致南亚持续紧张、敌对氛围难以消解的重要根源。为妥善解决难民问题,美国积极谋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意图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化解危机。但是美国采取的积极措施并未减缓危机冲突的不断升级。在处理难民问题的过程中,美巴政策协调趋于一致,而印度与美巴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却渐行渐远。归根究底,是否应该在难民问题上附加最终促成东巴独立的政治条件是美巴与印度的根本分歧所在。而这一根本分歧的悬而未决最终成为引爆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导火索。     

拉吉夫·甘地时期印度政府的改革

拉吉夫·甘地时期是印度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印度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拉吉夫·甘地上任以后,对印度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对印度日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印度跻身世界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与英·甘地母子的缘分——访周尔鎏

1984年10月31日,被称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在印度独立后的60年,甘地家族的祖孙三代都先后出任过印度总理,执政时间长达40年。这样显赫的家族不仅在印度独出一家,在世界政坛也属罕见。     

中国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反应和对策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可以说,1971年南亚危机以及第三次印巴战争既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生死较量,也关系着中美苏三国围绕南亚次大陆展开的斗争。中美两国极力推动的战略接近亦通过此次危机得到检验,并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印度總理尼赫魯參觀北京的名勝古蹟

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随行人员,在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端升等陪同下,本月二十日上午,在北京西郊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室和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室     

战后日本决策体制初探

在日本,政策多是以法律或政令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决策过程也就是法律或政令的制定过程。一项法律的产生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制定方案,这是政府有关省厅的工作。第二阶段是审查方案,参加审查的主要是自民党的决策中枢——政务调查会、政府的事务次官会议和內阁会议。第三阶段是决定阶段,也就是国会的审议     

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65年印巴战争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变化的直接结果。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决策者把遏制中国作为其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同时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是,美国的政策中存在着援助印度对抗中国与同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就是以不介入及以停止援助作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压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惩罚。美国的政策实际上丧失了对印巴两国施加影响的渠道,这不仅使得苏联在调停印巴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也导致苏联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援助印度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巴基斯坦发展和密切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迅速减退。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表明,以对外援助作为实现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作用和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与英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所奉行的政策大为不同,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麦克米伦政府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华关系,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更为有限。英国在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政策的同时继续宣扬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致使中英关系的发展陷入僵局,揭示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复杂性。     

旅游危机管理:构建目的地层面的动态框架

安全是一个目的地、区域或国家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条件,也是旅游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目的地处于危急事件中时,其旅游业的发展受到旅游者自身决策以及国家或社会组织对待和处理危机事件的政策或手段的影响,会陷于低迷。本文对目的地旅游业受危机事件影响的机理进行了分析,设计旅游危机决策链,从而构建动态的、有机联系的旅游危机管理战略框架。     

经济类专志提高资政功能的一次有益探索——《广西通志·农业志（1978—2008）》送审稿农业发展与创新篇读后

以往省志的经济类专志,记述重点在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管理等方面,每个方面设置一篇或几篇,每一篇都有一条兴衰起伏的发展线索,唯独政府对这个行业的决策没有独立的篇章,没有一条政府决策的线索,这条线索被分散在各篇,或成为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的背景。《广西通志·农业志》第五篇农业发展与创新把30年政府对农业的重大决策集中为一篇,记载决策的背景、过程、实施及效果,为经济类志写政府决策探索了一条新的思路,为经济类志提高资政功能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浅析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危机处理

1962年前后,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地区推行的“前进政策”,不仅挑战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而且严重威胁了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使得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的争端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关系危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危机的决策过程,既体现了危机处理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进行危机决策的一些独特的原则和方式。     

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思考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是国家对师范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国家针对当前教育问题作出的重要决策,对于解决贫困师范生上学问题、保障基础教育师资质量、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社会安全事件管理中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众多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密集发生,从实践上说明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身理念及资源、具体制度等环境上的差别,不同地方政府面对同一社会安全事件会有不同的行为取向,同一地方政府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安全事件甚至同一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时行为取向也各不相同。地方是社会安全事件管理的前沿,所以对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因素进行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问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间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试论女性从政的智慧——从英迪拉·甘地的执政看女性的政治才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逐步走出家庭,她们不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而且积极步入政坛。女性参政不仅打破了男性权利世界的神话,而且成功地弱化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证实了女性从政的能力和智慧。英迪拉.甘地是享誉世界的近世女杰,她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女性政治家的能力和魅力。     

论美国南亚政策(1947～1954)——基于对1954年美巴结盟的研究

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冲突的爆发,美苏冷战不断向亚洲扩展,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及其实践,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对美国的南亚英联邦战略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将印巴两国都纳入西方集团因印度反对而未成之后,对印巴两国外交底线更清楚的认识、东亚形势的巨变、中东防御的需要等,使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巴基斯坦身上,杜鲁门政府准备积极介入南亚,但主要是国内的因素,美巴同盟关系最终还是由共和党政府完成。美巴结盟标志着美国在南亚次大陆实行的英联邦战略政策的结束和积极介入的平衡政策的开始,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印巴两国有所取舍。美国希望借此达到既遏制苏联集团又遏制印度建立中立主义集团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目标,但也为它以后的南亚政策实践埋下了隐患。     

冷战中的老挝--肯尼迪政府与1961-1962年老挝危机

印度支那地区（越、老、柬三国）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半月牙遏制线包括朝鲜半岛38°线、台湾海峡、印度支那17°线。冷战期间,在这条遏制线上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两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危机（1955年台海危机、1958年台海危机、1961一1962年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在处理老挝危机时显示出其灵活的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本质仍是其前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中立是不道德”原则的变种.其根本目标仍在与东、西方冷战中掘取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亲近或支持。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干涉的重大升级,从而使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     

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弈(1977-1979)

1977年的《巴拿马运河新条约》,是卡特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它的签署和通过,是卡特政府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实行双重政治博弈的结果。面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巴拿马人民,卡特政府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顺势而为,适度妥协;面对政府内部行政部门间的意见不一和顽固保守的国会势力,卡特政府在守住政策底线的前提下,通过巧妙施压和正面劝导,积极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内外博弈过程突出反映了在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问题上,美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功能和效用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对内尽可能争取相关各方在重大外交政策上理解和支持的最大公约数,以有效增加美国对外政治斗争中获胜的筹码;另一方面,决策上的混乱拖沓增加了内耗,使得某些符合整体长远利益的重大外交决策不得不迁就于注重眼前、局部利益的国会系列修正案,导致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初衷与实际后果之间出现明显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