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

民国时期的新疆,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新疆政府采取了救济措施,加速了社会救济的发展。本文对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的产生及其当时政府对难民、灾民救济采取的措施作一论述,并对救济的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     

民国南京人力车夫群体的救济问题

人力车夫问题是中国早期城市化曲折前行的产物。针对"存废皆不可"的矛盾处境,民国南京市政府基于人道主义与政治示范的原则,筹划了一系列系统的社会救济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车夫收入,提高了车夫智识,体现了社会救济的现代转型,为全国的车夫救济事业提供了政策的参考。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些救济举措又存在着救济范围狭窄、救济计划鲜有实行、救济效果大打折扣等诸多问题与缺陷。人力车夫问题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福利立法初探

社会福利立法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初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但由于立法本身很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其执行效果与立法的初衷相距甚远。     

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事业发达 ,救济范围空前广泛。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 ,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这些救济事项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处于较高水平 ,但仍属于传统的被动性的救济。这是宋朝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 ,也是与现代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主动性救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 ,宋朝社会救济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但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即更为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 ,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民国社会救济特点论述

民国时期正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时,在此背景下,社会多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救济也打上了很强的时代烙印,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同时还展现有一些传统的色彩。这些都是社会救济在转型时期所表现的特点。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毁家纾难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几经宦海沉浮之后,他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以社会名流的地位和身份,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迭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临时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教育事业。     

留日学生与近代义务教育

清末民初,广大留日学生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感召下,视义务教育为救国图强、富国强民的根本途径,积极地从事义务教育的宣传、推展工作,使中国教育近代化事业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近代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拟从义务教育的思想传播、政策制订及师资培养等方面来探讨留日学生为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

救灾工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减震器”。抗战时期,面对大灾巨棂,根据地政府首先把救灾工作当作施政的重要内容,加强救灾制度建设。同时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个人诸方面的力量,一方面采取消极救济手段以解灾民燃眉之争;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救灾措施以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卓有成效的救济工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作用,而且为建国后救灾体制的建构和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也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近代银行家的身份功能及其实现——以金润泉为例

银行家群体是近代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要素影响诸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身份功能,并与其社会活动形成正面的互相推动关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以积极姿态将触角伸入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身份功能,最典型者为通过调停军阀争斗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国家权力扩大的制约,银行家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倚重,通过协助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近代银行家还在诸如灾患救济、教育事业上积极介入,实现了其身份功能在多领域的延伸。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实质上也是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实现。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因时转向及其实现方式的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变动逻辑。     

近年来明清社会救济研究述评

社会救济,亦称社会救助,它是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的援助,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行为。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这一时期救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总结,对明清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

在中国救荒史上,荒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灾荒救治即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到晚清,政府的荒政功能减弱,社会的剧变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由他们发起组织的义赈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由荒政到义赈,展示了近代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     

国内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综述

全面抗战时期,难民人口中1/3以上是难童。难童救助被誉为抗战时期＂一份伟大的工作＂。学界认为,它＂开中国有史以来有组织大规模儿童集体保育事业之先河,是近代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中国现代化的儿童福利工作,实际上始于1937年,政府与社会通力合作,＂由急救难童以及于奠定现代化育幼事业基础＂。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得到救济教养的难童有20万名左右,＂为中国有组织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简述社会力量与民国公共卫生事业

民国时期国家的建立,政府部门与一些社会团体相辅相成,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从而逐渐改变旧中国脏、乱、差的卫生现象。国家力量虽然是公共卫生事业主要领导力量,引领行政部分服务大众的健康。但公共卫生事业在近代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响应与参与,社会力量一定程度弥补了行政机构的不足,并且发挥着一定作用。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的福利分层——以老人社会福利为例

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逐步推进,中国二元社会结构日趋凸显。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进一步加速和深化,使得社会福利的分层更加明显,而老年人作为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年社会福利具有其特殊性,本文将从老年社会福利的微观视角入手,着重探讨老年社会福利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的现实表现与差异、老年福利的未来发展趋势,并给出对策性分析。     

1949-1956年天津城市社会救济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949-1956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救济工作的统一部署,天津建立健全了社会救济管理机构,出台了职业介绍、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一系列社会救济政策.通过这些救济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天津在增加城市就业、消除贫困人口、维护社会稳定、健全社会救济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

由于主流社会对传教事业的仇视，监理会早期在华教育主要以社会边缘人物为对象。自林乐知始，监理会调整教育政策，吸引上层社会子女入学，标榜“中西并重”，企图从体制上泯灭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之间的界限。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完备的三级教育体制说明监理会教育的专业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它始终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地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际上也昭示着基督教教育整体的最终命运     

论本世纪初英国自由党政府的社会政策

在英国社会政策史上,本世纪初自由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占有特殊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自由党执政的短暂时期,社会福利立法空前频繁,内容非常广泛,对英国社会生活有着深远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始终未对这时期自由党政府的社会政策作专门的分析,只是简单地根据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把它判定为资产阶级的欺骗。这自然难以令人信服,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本世纪初自由党政府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和起源,对其进行初步的分析。     

鄂伦春族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转型

清初,鄂伦春族在传统的氏族型社会福利之外出现了新生的政府型社会福利。历经民国、伪满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氏族型社会福利制度在国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终结,政府型社会福利逐渐壮大并最终取而代之。同时,政府型社会福利也从清初的"统治利用型",经过民国的"平等扶助型"萌芽与伪满时期的被废除,于新中国建国初期转换为"平等扶助型"的社会福利制度。     

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本论述了战时难民收容所的建立、数量与规模,以及特点和社会影响。     

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动态互动——从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蚕茧丝绸展览会透视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是一项涉及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社会交流、外交事业和科技展览的综合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发展、改良国货的团体,既有政府主导的,也有民间商人自发组织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为其中之一。本文试图以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为赴美参加丝绸博览会而举办的蚕茧丝绸展览会为例,来透视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动态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