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语境中女性东道主与民俗传承

在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地女性东道主在民俗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民俗传承主体地位的形成,既源于旅游地社会男女性别角色与分工这一内在因素,亦深受民俗旅游中的性别消费文化以及民俗旅游村落人口流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女性东道主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对女性东道主自身以及旅游地的民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维吾尔女性与人生仪礼探析

人生仪礼是社会民俗事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维吾尔人生仪礼对维吾尔女性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维吾尔女性与人生仪礼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从维吾尔女性在人生仪礼这一重要民俗事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人生仪礼对她们的深刻影响方面来阐释二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即维吾尔女性传承、发展着维吾尔人生仪礼民俗文化,维吾尔人生仪礼民俗文化也深刻影响、塑造了维吾尔女性。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泰国赫蒙人的社会性别关系

2004年元月至九月,笔者赴泰国北部地区从事关于泰国赫蒙人（Hmong）人的调查研究工作。该研究得到了亚洲奖学金基金会管理的“亚洲人研究亚洲”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本案研究以赫蒙人的传统婚姻制度和生育文化实践为切入点,来分析赫蒙人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角色,并探讨社会经济的变迁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对其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     

男性气质应从小培养

有些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往往忽略了儿童性别角色的培养。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加,家庭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再加上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使得好多孩子身上带有明显的依赖性。女孩子自不待言,男孩子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女性”的气质,做事扭扭捏捏,越来越缺乏男子气,有的甚至产生女性化的心理变态,从外观到内心都进入女性角色。这一切值得引起男孩家长们的重视。一个人性别角色的获得是以生理因素为基础的。通过社会化过程完成的,性别角色气质要从小开始培养。男性气质表现为阳刚气概,我认为主要特征是:     

加拿大大西洋省区女性告别单身派对之意义探究

女性告别单身派对是北美婚礼庆祝活动中为人所熟知的部分。1995年时,此派对只是在加拿大大西洋省区盛行,该调查通过对派对中处于特殊"阈限期"的新娘及其女伴种种不同常态的举止,以及具有直接性意味的游戏,揭示出女性聚会的真正意涵是为"隐性的女性主义编码",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界定以及男性作为性主体提出的挑战。2016年的调查则表明,随着时代与工业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女性告别单身派对已成为婚前庆典的部分。虽然形式与细节有了变化,但派对所传达的深层次的女性诉求,以及女性游乐、女性友谊、女性性征以及性别角色的糅合,仍与20年前的聚会保持着延续性,但是也更为复杂和多元。在未来20年,女性告别单身派对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声明的力量仍会不断演进。     

从性角色的渲染到性别角色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男女之别

现代考古学成果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了基本的男女之别。生殖崇拜的盛行,说明此时的男女角色之别,应当是性角色的差异被渲染的结果;而大量新石器时期墓葬所呈现的男女葬式、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的前后差异,则显示了当时男女已经从性角色的差异向性别角色的区分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男女的性别角色模式已经出现。     

《萨利克法典》“神话”与十六七世纪法国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传统

法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女王,这一特殊现象与《萨利克法典》密切相关。这部诞生于公元6世纪的民事法典在14世纪的法国被重现发现,用以对抗百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国王位的主张以及国内的分裂势力。经过几代学者的重新编撰和阐释,该法典在16世纪成为排斥女性继承法国王位的王国基本法。法国最高权力舞台上不断出现女性角色,这引起思想界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不同性别的社会角色与职责。政治事件的偶然性与国家政治制度的讨论、性别观念的长期酝酿相结合,《萨利克法典》被推上神坛,这恰与法国政治文化中反对女性涉足政坛的强大传统理论化的过程不谋而合。在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崛起与强大的历史阶段,法国女性的政治空间日渐被压缩,性别史的演进深受政治史的影响。     

浅议西周春秋女性的离婚与再嫁

婚姻生活被视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离婚与再嫁作为婚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真实的反映社会礼法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要求。西周降及春秋时期,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重大改变。本文试从女性的离婚与再嫁两个角度管窥当时礼乐制度内在沿革,研究礼乐制度对两性关系的规范和男女性别角色的定位,进而思考婚姻关系稳定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阿加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男权话语——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例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女性侦探小说家阿加莎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人手,通过对该篇小说角色塑造、人物对话等的分析,可以看出,阿加莎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企图从女性视角打破传统侦探小说中男性的英雄主义形象．表现出了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深受父权制社会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作品中仍然不自觉地充当着男权话语的代言人。     

汉代女性研究综述

<正>关于汉代女性的研究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岳岭、张爱华《近20年秦汉妇女史研究综述》(《南都学坛》2005第1期)提到,"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是当今妇女史的一个探索方法,社会性别史与传统女性史的最大不同就是超越男性视角,明确地将女性看做一个社会角色"。社会性别理论正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孕育产生的女性学的代表理论。纵观汉代女性历史研究逐步扩展与深入的过程,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影响。胡黄卿在《女性学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中阐释     

甘南藏族女性社会角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甘南州碌曲县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甘南藏族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作为藏族社会的重要构成,藏族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发生了显著变迁。对此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予以客观、正确地认识,是开展甘南藏族社会工作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以温州市为例

一、女性民俗概述 民俗作为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经由历史凝聚、传承下来,是千百年来人类代代相传的社会生活经历和经验的沉积物。民俗的实质表现了极自然的人性、人情,可以说民俗文化有着最彻底的真实意义。而运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我们看到女性民俗在社会文化中的真实存在。人类学家认为,基于男女两性在生理、社会方面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规范中引起了生计分工、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两性差异。     

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西方的女性评价经历了从性化到性别他者的变化,而中国的女性评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则经历了由性别她者到性别他者,再到身份她者的转变。二者差别是由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在中国,对女性的社会评价不如文化评价那样稳定,而文化评价更依赖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且可以给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相应影响性评价提供多样化的方式,有利于女性选择多种发展途径。目前民俗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学都缺乏这种理论成果,但采用个案法进行研究可发现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构建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应考虑中西女性评价的差异,将女性的性别差异、社会条件与文化评价传统加以综合考虑,使女性发展的选择获得社会评价与文化评价的双重合理性,以利于女性就业、事业与人生的良性发展。     

民国时期知识界对知识女性独身问题的思考

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催发了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思潮,这与知识界对女性的期许背道而驰,并将其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知识界对她们进行了多方劝导和训诫,希望其能放弃独身主张。独身女性的大部分选择了婚姻生活,但仍有少部分人坚持独身,她们以职业为基础,创造了多彩的生活。独身现象不仅体现了知识女性对传统男权的突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启蒙知识界女性社会角色规划的超越。结婚与独身之争涉及的深层问题是如何体现女性的价值,这不仅是个历史问题,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浅议中国女性的创造力

中国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不容乐观,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有:中国经典的儒家思想文化、社会主流层面中的教育文化、家庭文化特征、学校教育中的人学观念、性别角色原因、自我意识较差,由这些原因所形成的社会心理直接或间接影响女性创造力潜能的发挥。而改进现状的主要措施包括从观念到社会形式的全方位变革。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与新中国初期城市街道治理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体现了城市街道治理的“赋性别化”特点,原本居家的家庭妇女卷入公共参与,成为翻身的劳动妇女、治街如治家的女性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并非基层权力角色,而是一个街道治理形象。这一形象建构是国家与妇联组织围绕“中心工作”的共谋和共建,是诉苦机制和同构机制的结合,也有传统性别角色的嵌入。在街道治理实践中,国家权力在城市进一步扎下根来,妇联组织回归“娘家”定位。“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聊城木版年画生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学术界对于女性研究的不重视,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女性知识与女性话语的缺失,民间艺术生产中女性艺人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足,源于社会性别制度对于女性的歧视,也与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现实、女性从事辅助性工作、不喜抛头露面等有关,其劳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或认可,导致了学术界及当地民众对女性艺人的选择性"忽略"。考察聊城木版年画生产及传承中女性艺人角色,了解当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性别显现、参与的方式与途径、传承中的角色等,可以发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贡献或者扮演的角色比我们原本所知要重要许多。     

苗绣商品化视域下苗族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重塑——基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个案研究

在民族文化商品化的背景下,苗族女性逐渐参与到苗族刺绣的商品生产和销售中。通过传统身体规训而习得的刺绣技艺,恰恰成为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她们藉此改变家户内的性别分工,扩展女性的自主空间,并重塑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此过程中,苗族女性并非仅仅聚焦于族群内的性别权利转移,而是同时通过彰显其族群身份和刺绣技艺,建立起自己在苗绣生产与商品化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性,挑战了在市场经济中苗族被边缘化和客体化的状况,展现了她们为争取文化自主权和话语权所作的努力。     

近年来回族女性经济问题研究述论

经济活动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的基石,一直被人们所重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渐凸显。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循着经济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的理论路径从女性视角出发,透过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现象,进行回族女性经济的研究,正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本文通过对回族女性经济问题研究的梳理,试图从经济入手,寻找研究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回族女性经济问题与其生活现状以及背后的文化、心理动因联系在一起,以便更好地探究回族女性独具的传统文化如何变迁以回应现代性的时代要求。     

论基督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以曲靖城区为例

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磨合器的作用,消融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戾气"。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以普世性著称,在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方面有诸多精神资源可挖掘,而且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