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学研究需佛学禅定之静

治学之道需佛学禅定之静,把治学和佛学合一,用佛学中超世的禅定之静来指导治学,尤其要在佛学禅定之静中探寻法律的理性批判与反思;在此之下,我们才能把把浮躁或功利之心静下来去认真学习和运用法学研究方法并积极地投入具体法学研究的行动中,找到治学的乐趣,努力实现佛法合一的最高境界及学问的最佳效果。     

曾国藩治学思想浅析

曾国藩治学思想中,实事求是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和品格,经世致用是其治学的最终目的,“博→约→博”是曾国藩治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认真研究曾国藩治学思想,于当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千帆先生谈治学

1999年11月31日上午,我和三位博士生拜访了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了治学方法,特记录整理如下：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随遇攀登 顺缘结果——周勋初先生治学之道

本文通过研究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其《文集》,认为他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主要在于他能够抓住各种发展机遇,做到随遇攀登,顺缘结果,并拥有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为基础、文史贯通、综合研究、读书善疑、从小处着手、连篇类及等独到的治学方法。     

徐干《中论》中的治学思想

徐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中论》集中阐发了徐干的治学思想.《治学篇》作为《中论》二十篇的首篇,彰显着其重要的思想地位与学术价值.《中论·治学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内容,学习的目的及学习的方法.即要想成为“君子”,必须以“三教”“六籍”作为学习的基本内容,以成德立行、怡情理性作为学习的根本目的,以立志不懈...     

评《胡适治学方法研究》

胡适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他对人文科学中的很多领域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对近代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治学方法,在学术界和青年科学工作者中也有较大影响。新中国建立后,胡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合作态度及其在文化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曾经遭到过多次激烈批判,同时,其治学方法也不恰当地受到了株连。     

迈克尔·韩德的治学路径及对我们的启发

迈克尔·H·韩德是美国外交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知名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到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等。韩德早期专注于中美关系研究,是美国学界知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同时在美国与亚洲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等方面也有造树。他的主要论著中既有微观实证,亦有宏观思考。其治学路径及研究视角值得国内美国外交史学人借鉴。     

论王念孙父子的治学特点与影响

王氏父子治学特点别具一格:一在于其思想观念上的“通”,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束缚于前贤定论,不局限于文字形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二在于其知识运用上的“博”,即博采经、史,旁通诸子百家,这是知识的广博;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手段,对古书字词加以校勘训释,乃至一字之证,博及万卷,这是手段的多样,两者使得王氏父子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别人高出一筹。三是其研究方法上擅长于“音”,即比同时人和先贤更多地更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于校勘学、训诂学事业,广泛采取“声训”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优势。     

治学术、为古今之通——读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由钱穆先生的22次讲义加以整理而成,该书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以及读书之法、治学之道。将他独有见地、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世的历史学及其它学科的学习者、研究者指引了方向,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

钟昌祚(1870—1912),一名元黄,初字锡周,后改字山玉,贵州开阳县人。开阳县今为贵阳市辖县。清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十月初八生于开州两流泉(今开阳双流镇)。他是贵州自治学社社长、贵州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贵州辛亥革命烈士,为贵州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立志追求革命钟昌柞幼年家境贫寒,由父亲钟鸿渐亲自课读,初通经籍,15岁入开州书院学习,为禀贡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入严修改革的学古书院学习。博览群书,开始接受西方新学,在当时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立志拯救国家危亡。曾大胆预言:“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使用武…     

治学的态度、目标和素质——跟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谈治学体会

治学,需要端正态度,确立目标,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具备怎样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做好学问呢？下面谈谈我的一点体会。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正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鲁宾逊新史学派的治学风格和分野

鲁宾逊新史学派在治学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积极入世的态度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 ,扩充研究的方法 ;重视史料的搜集 ,又强调历史的解释。同时其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 ;对待历史解释方法的态度存在着差异 ,由其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鲁宾逊晚年特别是在谢世之后 ,学派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分歧主要是围绕历史学的新旧划分的合理性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展开的     

徐学林先生的治学道路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在中国疆域史、中国出版史、徽学研究领域中都颇有建树的学徐学林，正因始终坚持“业精于勤”和“行成于思”，所以能在多学科领域作出独特的贡献。我曾作为刊物编辑认识徐学林，通过编辑他的作对他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有所了解；尤其是在与徐学林的同学们闲谈中了解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更感到对于这位学有所成的正直的学，不写下些字，颇有未尽历史责任的缺憾。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扬雄《法言》中的治学思想

扬雄是汉代大儒,其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法言》之中,并影响深远。扬雄治学思想的核心是"学者,所以修性也","求为君子"是治学的目标。"君子"是品德高尚、言行谨慎的人;经过努力,人人可以成为君子。要想"求为君子",必须树立成为君子的志向、选择品行俱佳的老师,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学习。具体的学习方法则要靠自身勤学精思、与朋友切磋琢磨,还要努力践行学、思所得的圣人之道。     

“君子待时而藏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

九一八事变前,"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公务与酬酢甚多,但其主要志趣却在学术。事变中,金毓黻即以读书、著书来消除拘禁生活的苦闷。伪满建立后金毓黻有意地从政界转到学术界,但也被迫参加过政治活动。其间金毓黻与伪满官员维持着学人或旧谊性质的往来,并发展了同日本学者的交往。这种关系网改善了金毓黻的处境,也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随着处境的改善,金毓黻的日常生活亦从深居简出发展到相对自由,但政治环境的压抑与隐居治学的苦闷始终存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是其基于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应对,其间金的"权势"与身份随之发生嬗变,金通过身份转型实现了保身、治学与脱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