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对苏俄的看法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的变化过程.五四时期,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胡适表现出对苏俄的赞赏,但是仍未脱离其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40年代,胡适激烈批评苏俄的专制,甚至在晚年对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也一并放弃了.     

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

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龚书铎,黄兴涛一胡适与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类知识分子代表。他们最终选择的道路和结局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们俩人的私人关系却一直很不错,算得上是一对特殊的朋友。胡适和李大别的相识,大约在１９１７年底和１９１８年初。但他们彼...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何晓明１８世纪以后,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扩张,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激起了普遍热烈的文化反响。保守主义便是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相伴生的文化思潮与派别。自由主义全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思想与角色: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解读

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归因于胡适身负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权"同盟者的双重角色,体现出在非常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     

新保守主义叛将喋血记

安德鲁·苏利文有很多标签:英国人,爱尔兰清教徒,天才少年(27岁就当上著名的《新共和》杂志的主编),爱国的美国人,著名的政治博客。这使他具有了新保守主义者最为根正苗红的一切素质。他也的确是这样的:在2004年之前,他是新保守主义的一名著名战将。在2006年10月之前,他仍然被新保守主义的死敌、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死敌。可是突然间,他的另外两个标签,被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十分可疑的:他是一名同性恋     

略论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三大思潮

19世纪上半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影响着德国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在德国表现出温和、保守和依赖国家政权的特点;民族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的运动,呈现浓烈的文化色彩;保守主义则以传统、秩序和稳定为原则,展开了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要求改变现状者的对抗。三大思潮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时期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并非南方国民党人在北方的代表,而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学生运动问题上,蔡元培反对学生沉溺政治运动和支持五四运动,看似矛盾,实不矛盾,盖由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使然。在思想文化领域,蔡元培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于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同人的文化主张,则展现了其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深刻之处和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胡适与实验主义史学新探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西方学理输入中国的主要先驱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者之一.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史学及吏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

在令大多数中国人长期困惑的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胡适化与看来同自己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现代世界新文化泰然相处,并怎样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的新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相协调和继续发展.胡适指出,各民族的文化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因此,不存在所谓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这种大分别.胡适又指出,历来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的常态都是自由选择,各取所需.胡适还强调指出,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根本保守性",也就是所谓"文化本位".这个"文化本位"实际上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来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文化的关系,化解种种困惑,较好地解决近代文化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折中的“重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Lao-Zhuang in the vernacular: two evolutionary readings

This article examin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in Yan Fu and Hu Shi’s readings of the Laozi and the Zhuangzi. While Yan Fu employed a traditional exegetical form and Hu Shi wrote in journals and textbooks, both scholars employed a new, vernacular mode of reading classical texts. This new mode of reading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primary features: commensurability, comprehensibility, fallibility, and contemporaneity. Unlike scholars of earlier generations, Yan and Hu treated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as commensurable with Western thought and readily comprehensible in terms of modern ideas. Yan and Hu approached the Laozi and Zhuangzi as fallible texts subject to evaluation in light of Western ideas and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Yan argued that the sages should be subjected to the same scrutiny as morally neutral modern scientists, while Hu urged readers to evaluate texts in terms of their pragmatic effects. Both writers highlighted areas of evolutionary thinking in the Laozi and the Zhuangzi, while evaluating the texts in terms of their potential to aid or hinder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izing Chinese nation-state.     

胡适与庄子研究

胡适在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尝试运用西方哲学体系研究<庄子>,推动了庄子研究范式的转换.胡适对庄子人生哲学展开了激烈批判,对庄子反科学主义思想既有所批判,又努力挖掘庄书中所包含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最近20余年来,庄子研究范式又得到了新的救正.     

From Academic Nitpicking to a =New Culture Movement＇： How Newspapers Turned Academic Debates into the Center of ~May Fourth＂

Abstract In early 1919, people like Hu Shi and Chen Duxiu were regarded as members of an ivory-tower ＂academic faction＂ （xuepai）, embroiled in a debate with an opposing ＂faction.＂ After the May Fourth demonstrations, they were praised as the stars of a ＂New Culture Movement.＂ However, it was not obvious how the circle around Hu Shi and Chert Duxiu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May Fourth demonstrations. This link hinged on the way in which newspapers like Shenbao reported about the academic debates and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May Fourth. After compartmentalizing the debating academics into fixed xuepai, Shenbao ascribed warlord-political allegiances to them. These made the Hu-Chen circle look like government victims and their ＂factional＂ rivals like the warlords＇ allies. When the atmosphere became hostile to the government during May Fourth, Hu Shi＇s ＂faction＂ became associated with the equally victimized May Fourth demonstrators. Their ideas were regarded as （now popular） expressions of anti-government sentiment, and soon this was labeled the cor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idea and rhetoric of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is way emerged out of the fortuitous concatenation of academic debates, newspaper stories, and political events.     

胡适的语言观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最终导致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胡适进行的语言研究和他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胡适的语言观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革、语言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胡适的基本语言观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审视,并通过对其语言观的考察来重新解读他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理论,重新评价他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