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不隐”无隐吗——董狐史案质疑

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赵盾弑其君"之记,孔子赞为"书法不隐",采入《春秋》,百代以为实录典范。但据《左传》《国语》《史记》等,董狐恰恰歪曲和隐讳了事实真相。孔子之赞,非关实录,意在"正名"。从董狐到《春秋》以及后世的发扬,构成了以史"正名"、忠君尊王的正统史学传统,它为君主专制延续两千数百年,提供了话语暴力、"历史"依据和法统支撑。真不隐者,不是董狐、《春秋》也,而是以事实向董狐、《春秋》说"不"的史著和史家。     

董狐与“书法不隐”

春秋中期,晋国发生了一件弑君大事。《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是年九月,晋灵公借宴请正卿赵盾,即赵宣子的机会,埋伏甲士要将赵盾杀掉,赵盾在车右武士提弥明和助手灵辄的帮助下得以幸免,遂后逃亡。赵盾     

春秋书法与史志类出版物

春秋书法是源于《春秋》一书的记述原则,它是中国史学一大特点,对史志类出版物影响甚大。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书法传统加以继承和革新,是史志编辑与出版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春秋书法的含义古人视方志为史之流。方志编撰者奉春秋书法为楷模。所谓春秋书法,导源于孔子对史官记述的一段评论。周匡王六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晋国兵变,赵穿攻灵公了桃园。赵盾时为正卿,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太史董狐记述“赵盾找其君”,以示于朝。赵盾说,不是这么回事。董狐对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古》),影响深广,自1962年问世以来,已被许多高校采用为教材.该书文选部分的注释,透癖精当,并且开了从学习古代汉语的角度去注释词语的先河.笔者执教多年,受益非浅,但也发现某些注释或有舛误,今采撷数则略陈己见,做为对王力《古代汉语》注释的商榷,并求教于方家及广大读者.1.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彤墙.从台人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腼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晋灵公不君》)     

“周公奔楚”考

在秦汉间有“周公奔楚”的传说,关于此事的记载分别见于《史记·蒙恬列传》、《史记·鲁世家》和王充《论衡·感类》。徐中舒先生认为此说是有所本的。《左传》昭公七年,曾经记载鲁昭公要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祖是古代出行时举行的一种祭祀的名称。梓慎认为鲁昭公的父亲襄公适楚时,“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     

历史的真实 才是真实的历史——我对197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诞生的中共武汉新市委历史的回忆

历史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后人可以借鉴的镜子,即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秉笔直书“崔子弑齐君”而不畏死为历世所称道,司马光把他修订的历史直接命名为《资治通鉴》,均可见对真实历史的重大作用的重视。     

《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     

古汉语中的尊称(续)

(四)用对方所使令的人来代称。常见的是“执事”、“左右”,另外还有“从者”。“执事”本指担任工作,如《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又指担任工作的官员,如《国语·吴语》:“王总其百执事,以奉其社稷之祭。”但先秦已把它用作为尊称了。如: (1)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杜预注此云:“言执事,不敢斥尊。”可见“执事”作为对对方的敬称,表示不敢直指其人,含有一种敬畏的意味。这种例子在《左传》中很多,现再举两例: (2)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左传·成公十三年》)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成吉思汗

公元1755年,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根据有关资料,创作了著名的历史剧《中国孤儿》。同年,该剧在巴黎上演,轰动一时,至今仍是法国戏剧界的保留剧目。 据考证,伏尔泰的剧本来源是中国元朝戏剧家纪君祥《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它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根据中国戏剧题材改编成的剧本。 纪君祥是公元13世纪元朝的戏剧家,他写的杂剧《赵氏孤儿》参考了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载：春秋时期,晋灵公的忠臣赵盾一家几百口人被奸臣诬陷杀害,只留下一个婴孩被同情者秘藏起来。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杀掉奸臣为国除…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     

隋唐时代的围棋

中国围棋之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史称唐尧之子不肖,“嫚游事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不过,这只是一种传说,可信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所谓“弈”,汉班固在其文《弈旨》中说:“弈者,北方之人谓棋为弈。”由此可以肯定,围棋之出现,最迟不晚于春秋。自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了我国历史     

西黄续考

《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的“自郢及我九百里”,为楚所灭的黄国,在弦、蒋二国间,位于今河南潢川以西的淮河南岸。历来认为,《左传》中的其余有关黄的记载,全都是指的这一个黄国。在《春秋时楚灭国新探》一文中,笔者根据《左传》桓公八年“楚子会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以及《左传》     

晋国迁都新田的历史背景和考古学观察

《左传·成公六年》有这么一段关于春秋时期晋国迁都新田的记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浅,其恶易。易则民愁,民     

“朱方”辩

朱方,春秋时曾一度是吴邑。在《左传》中,“朱方”这一地名出现过三次。其一,《左传·襄公廿八年》记载:齐庆封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其二,《左传·昭公四年》云:“秋七月,楚子以诸候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其三,《左传·昭公四年》曰:“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史记》则载五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楚灵王三年“夏,合诸侯宋地,盟。伐吴朱方,诛庆封。冬,报我,取三城。”《史记·吴太伯世家》云:“王余祭三年,齐相     

杨行密述略

杨行密述略邹劲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于朝“五代而实八姓”。“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上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新五代史·一行传》）开始于八世纪末的唐代藩镇割据和混战，在黄巢大起义后更加严重。相互火并吞噬的结果是在十...     

古绞国地望蠡则

古绞国最初见于文献记载是《左传》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戒．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从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其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诸《左传》,是次年即鲁桓公十二年（公元…     

新释《左传》一则筮例兼谈战国楚地筮占的来源

正研究春秋历史,《左传》是最为重要的文献,其于筮占意义亦不容忽视,《国语》的情况也相类似。二书中记载的春秋筮例,是目前研究筮占内容最为可靠的文献材料。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学者对《左传》筮例进行整理研究,其著作出现于汲冢竹书中,《晋书·束晳传》称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1。杜注云:"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2自此肇始,后世学者根据这些筮例著书立说,蔚为大观。     

《左传》中的楚庄王事迹与楚人的华夏认同意识

《左传》记载楚庄王的诸多事迹。其中,问鼎一事反映出楚人重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其论"武德"则体现了楚人认同华夏文化,这可能与楚贵族逐渐接受华夏教育有关。《左传》中所载庄王的事迹,表明当时楚人认识到华夏认同对其争夺霸权意义重大,在认同华夏时重视政治、文化而非血缘的作用。结合《左传》中其他记载,可看到春秋时期所谓的"蛮夷"已经受到华夏观念的影响,并逐渐认同华夏。     

“挟纩”

近读《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隗芾同志《在长春发现的毛泽东同志早期书信》一文,获益良多。唯感其对原信“三军之士,有如挟纩”的理解,似不甚贴切。毛泽东同志1936年11月28日给符定一先生复信的原句是:“随接复示,绒衣、食品,宜忌各事,三军之士,有如挟纩。”其中“三军之士,有如挟纩”,当是源于《左传》。《左传》宣公十二年:“冬,楚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