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与耶苏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并列,圣母圣心会也是在华传教的主要天主教修会之一。它于1862年由比利时南怀仁(Th-eophilus Verbist)倡议成立的,以来华传教为主要目的,从1865年首任会长南怀仁一行启程来华,直到1955年最后一位圣母圣心会士离开,历时九十年,先后有六百六十七位来华传教过,其中有二百四十四位会士长眠在中国。在解放前夕(1948年),我国北方共有二百三十九位圣母圣心会士,以及二百余座教堂和二十余万教徒。除主要地区内蒙古外,它曾在我国整个北方,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以至新疆,产生过重大影响。 利用学术作为传教工具,这是明末以来天主教活动的重要特点。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也继承了这一衣钵。中国是圣母圣心会的第一个传教区。该会规定在会士的初学期和肆业期(总共七年)中,汉语为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传人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化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末的政治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还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的“勾结扰国”。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

<正>"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①"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     

清代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

在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地传人中国,大致可分为四次:第一次在唐代,被称为“景教”,即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安派,现存实物有明末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第二次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教”(蒙语,意为“有福缘之人”,此教亦称十字教),即天主教的芳济格派与多明我派,这些修士曾以教皇的使节身份来华,其中主要有柏朗     

国图藏利玛窦《中国天主教教义》辨析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篇著录为利玛窦所做的《中国天主教教义》的手稿文献。经过对其文献来源的初步分析,可确定该文献并非是《中国天主教教义》,而是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初期的汉语学习教材,材料来自佛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另外,通过对文献内容的探讨,可知这篇文献的真正作者很可能是来华耶稣会士麦安东,写作地点在肇庆。     

论利玛窦的科学传教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的科学传教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对利玛窦的这一传教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此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

明末 ,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以及北京等地建立较为稳固的传教据点。其中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再次入华后的摸索期 ,而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则是传教活动的发展期 ,在北京是鼎盛期。韶州（今广东韶关） ,是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 ,是广东著名的贸易重镇。明末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韶州传教 ,是进入中原传教的重要一站。对于天主教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四个据点的传教活动 ,目前学术界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关于韶州在天主教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则少有论及 ,因此本文试图能够在这一方面稍作补充和评述。…     

明末《几何原本》传播受阻之因

明万历年间(1607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代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中译本出版。2000余年来,所有初等几何教科书及19世纪以前一切有关初等几何的论著都以《原本》作为依据。然,在明末数学急需补充新鲜血液之际,《原本》却未得以发挥其所长。本文着重从明末传教士来华的历史文化背景,明末中国人的对外观念,传教士采取的传教策略以及明末中国人的数学观等多个方面系统分析《原本》在明末传播受阻的原因。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受阻的原因

明末,天主教开始了它的大规模渗入中国的尝试。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进入中国大门的敲门砖。虽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拥护和支持,但对天主教存在猜忌和疑虑的大有人在,导致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受阻。其原因在于华夷冲突;文化冲突;教权与皇权的冲突。     

传教士与中国明季学术演变

明末来华的传教士们的作为与当时中国学术进路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学术背景刚好暗合了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界演变的方向,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微妙的作用与地位。     

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

明末,在耶稣会士的先导之下,天主教传教士持续入华,开启了近代中、欧两文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接触。本章即尝试从世界史的脉络,综览当时天主教东传的大时代背景。     

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清代来华“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研究

1687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由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五位被赐予"皇家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这五位神父分别是:洪     

山西地方官与山西天主教

明末天主教传入山西时,山西地方官支持、帮助传教士在境内传教;清初山西地方官对天主教的政策与朝廷保持一致,但在禁教时期没有积极禁教,教禁解除后仍视之为邪教,抑制它的发展;1901年后,不得不实行护教政策;民国时期阎锡山支持教会在境内发展。     

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

民用类书在明朝末年曾经风行一时,这种类书分门别类地汇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占验堪舆、琴棋书画等各方面的实用知识,主要供普通百姓日常参考所用,是认识明代末期民间生活世界的绝佳史料。明末的此类书籍在福建大量出版、发行,并外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地。明末来华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购求中国的书籍,在他们所获得的书籍中,此类民用通俗类书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书籍传入西方,遂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和想象中国的重要依据。西方人编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中华大帝国史》,所依据的材料就是源于明末民用类书。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杨光先与汤若望之争

汤若望是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对中国历法的改进做出过突出贡献,因此受到明清两代朝廷重用,并得到当时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赞扬和尊敬。然而,其晚年受杨光先控告,曾一度身被缧绁,几乎丢掉性命,成为轰动朝野的大案。《清史稿》载：“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阁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日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六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