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猛墓志初探

寇猛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魏书》对其记载也极其简单,随着寇猛墓志的出土,关于寇猛的家世生平才逐渐清晰起来。墓志不仅提供了寇猛个人身世的详细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若口引氏的线索。墓志与《魏书》对寇猛的记载详略差异之大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学说和对明末的社会批判——读新发现的宋应星佚著四种

宋应星的佚著四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图版陆),已经在江西省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对宋应星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宋应星不但是一位科学家,并且是一位思想家。对他的重要科学著作《天工开物》之所以能够完成,我们也找到了认识论上的根据。宋应星的著作,已经刊刻的,有《画音归正》,刊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这部书今未见。《天工开物》,刊于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两书均由宋应星的朋友涂伯聚"授梓"。刊《天工开物》的时候,本来还有《观象》,《乐律》二卷,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序》中谈到,"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现在发现的佚著四种:《野议》,自序题"崇桢(九年)丙子暮春上弦日分宜     

宋应星 天物巧生,以待人工

<正>宋应星,字长庚,考取举人后,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六次均名落孙山。45岁以后,面对明末流民遍地的现实,宋应星不再追求科举功名,转而探求实践之术。他全面搜集整理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撰成《天工开物》一书,书名取"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成务"之义。正如宋应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是书与科举功名毫无关系",当时士大夫对这部书不屑一顾。后来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不予收录,民间因此更不敢印行。这部书在19世纪传入欧洲后,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是今天人们探讨古代科技成就的重要文献。     

班固窃父书

《太史公书》,已知其为谈、迁父子合撰矣,而《汉书》亦有类似之问题,玆一陈之。班固作史,模仿史迁《自序》,作《叙传》一篇以述其家世及著作之意。其叙父彪事甚简,止录其《王命论》全文,并记其避地河西与举茂才,为徐令数事,又总论之曰:“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未尝一字道其作史也。至自述作史之故,则曰:“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则《汉书》之作,发意由己,成事由己,绝无可疑也。     

新旧《五代史》地名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卷69第914页,正文有“(张)宪初闻有变,出奔沂州。”卷后第923页《校勘记》第二条“出奔沂州”称“殿本、刘本同。《资治通鉴》卷275作‘出奔忻州’。《资治通鉴》注云:《九域志》:太原府东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后言也。”但对张宪出奔之地究竟是“忻州”抑或“沂州”,却不予判明,使人读后更不得要领。按,北宋初年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3载:“沂州,琅琊郡,今理临沂县”;该书卷42又载:“忻州,定襄郡,今理秀容县……秦为太原郡地,今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也……(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复为忻州”。“沂州”…     

《左传》引《诗》考论

先秦典籍中存有大量称引《诗经》语句的材料,可用以考察时世之变迁与士风民俗之流传,对于研讨先秦学术的渊源发展状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民国时期,胡朴安《诗经学》一书,即专列一章名为“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对这些材料重视有加。群籍之中,《左传》引《诗》数量居一时之冠,计有一百八十条,或以论人,或以论事,或引《诗》申义,或引《诗》证言,使用颇为广泛。     

韩愈《毛颖传》新探

陈寅恪认为,《毛颖传》是“以古文试作小说”,“纯为游戏之笔”。(《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笔者认为,《毛颖传》不“纯为游戏之笔”,是韩愈发愤而作,是韩愈不平之鸣。试从韩愈的家世、生平、文艺理论,传奇内容以及与白居易诗、陆龟蒙文的比较等方面,详为论证。     

《金史》散论

一、《金史》的修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旧史书。《金史》成书于元代。据《元史》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议修辽、金二史。不久,宋亡,又议修宋、辽、金三史。当时对辽、金、宋孰为“正统”有争论。或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元顺帝至正     

于凤至与宋氏三姊妹

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在官场社交中,曾与宋氏三姐妹结下了姊妹情谊。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多次往来于宋氏三姐妹之间。《于凤至与宋氏三姊妹》一文对她们之间的恩怨怨怨作了详细介绍。     

“水锡”考辨

本文根据有关“水锡”的文献记载,对“水锡”一词所代表的物质作了详细考辨,指出“水锡”不是“倭铅”而是锡,宋应星《天工开物》“倭铅,京中名水锡”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并就宋氏之说的缘由,提出了一种商榷性的意见。 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钱”篇,在“倭铅”名下有脚注“京中名水锡”,这似乎在倭铅(金属锌)与水锡之间划了等号。因此,直至今日,科技史界普遍都将水锡一词当作倭铅(锌)的别名。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挽孙中山先生联选》简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仙逝,举国悲恸,各界人士纷纷以挽联这种特殊的形式以表示哀思。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楹联史上空前的。据估计,当有数以十万幅。堪称洋洋大观。所谓挽联,乃是哀悼死者,治丧祭祀的专用的楹联: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懂得用一定的方式来哀悼死者。《诗经》、《楚辞》中均有挽歌,后来发展为诗词哀文。隋唐之后,律诗流行,其颔、颈联有的适合于悼亡,有人以此代替挽歌挽词,这样便出现了挽联,挽联或以情见长,或以论允服人,或以文美取胜,或美而有之。其内容十分丰富,有的综述死者生平,     

是“金吾棒”不是“鸠形仪仗”

1978年"文物"第8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图六注"鸠形仪仗(M2出土)",是不确切的。自古銮驾仪仗,率多取瑞于龙凤呈祥,或绘饰珍禽异兽以昭威仪,为什么此仪仗独绘以鸠?固然《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少皥氏以鸟名官,"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鷞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又按《尔雅释诂》"……鸠,聚也,五鸠,鸠民者也"。命公职官出巡,尚且肃静迴避,天子出行,未嘗有鸠民公开参驾之记载。     

古蜀文化与彝族

古蜀文化与彝族杨甫旺一《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之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史记·五帝本纪》则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士德之瑞,故黄帝。……...     

金陵包子众生相

<正>据《国语辞典》(1947年版)讲:包子,为有馅之馒首。"包子"一词出现在五代。据《清异录》卷下记载,开封有一个叫"张手美家"的食肆,专卖节令食品,其伏日所卖的是"绿荷包子",但无具体制法。包子的迅速发展,是宋代开始的,宋代曾有人认为""为一种包子,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玉篇》:"……饼属,用面为之,中有馅。"但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存疑。明时《宋氏养生部》卷二中对包子的制法记录比较详细,曰:"用面、水和为小剂,轴甚薄。置之以馅。细蹙其缘,束其腰而仰露其颠。底下少沃以油,甑中蒸熟。常以水润其缘,不使面生。馅同馄饨,制宜姜醋。"所谓:     

平原君的性格与长平之战

正司马迁的《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为战国时代赵国的平原君和虞卿立传。对于平原君的家世及政治经历,《列传》只用极其简单的几句话进行了概括,称其"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列传》对其家世描述得极其模糊,只说其为"赵之诸公子也"。据考证,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之弟;接     

《说文解字》引《礼》《礼》所无考

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往往引经证字,即《序》中所谓“厥谊不昭,爱明以谕.”今考《说文》引《礼》138条,或出《周礼》、或出《仪礼》、或出《礼记》,然有22条为今传三《礼》所无.历代研究者或以《说文》所引非三《礼》文,或以今传之三《礼》有误,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逐条探讨了《说文》引《礼》而令传三《礼》所无之条,考其原因,述之于下.     

又见一帘“蠡”梦

《蠡堤随想》有柔美的意境和优雅的内涵,其为文或以典传情、或借景抒情,或融情于景、或直抒胸臆,皆以范蠡和西施美丽的爱情传说为载体,以蠡堤传承千年的人文精神为内核,全方位的表现了蠡堤的自然美和人文美。整篇文章融史,事,诗,思于一体,却不拘一格,流思婉转。将蠡湖秀丽的自然美与雅致的人文美融为一体,将千年的传说和美好的现实转为一炉,读为之令、神为之清、气为之爽、心灵之悠然怡然,美哉妙哉……     

《清平孙文恭公祠族谱》与孙应鳌家世

新发现的孙应鳌后人自行编印的未刊本《清平孙文恭公祠族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孙应鳌的家世,可补正史之不足。从孙氏迁黔始祖孙华落籍清平至孙应鳌之子止,已历九世。从武弁入文儒的家世,对孙应鳘青少年时期思想性格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     

《宋史》疑误辨析

《宋史》卷二四三《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传》中记载孟皇后的家世出身为:"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洺州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元之孙女也?雹?即认为孟皇后为孟元的孙女,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真实与虚构:朱元璋家世身世与官方私人著述的神化及迷信

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是有关朱氏家世的第一个文本,续其而成的《皇陵碑》及《孝子皇帝谨述》则是前一碑文的增补修订本,这三通碑文为研究朱氏家世及他本人早期身世提供了权威文献。随着明代专制统治的不断巩固,朱元璋的政治诉求有了新的变化,同时撰写了与自己身世经历密切相关的《纪梦》、《周颠仙传》来宣扬君权神授等天命思想,他的这些反常举动,为其继任者系统虚构和神化其家世身世埋下伏笔。永乐时期《天潢玉牒》和国史《明太祖实录》的修纂者,深谙朱元璋內心的迫切愿望,也清楚神化朱氏先辈的家世身世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朱元璋皇陵碑与后人修纂的有关其家世身世等官私文献內容,对其前因后果及其复杂演变过程作了概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