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

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任士英引言隋唐时期，因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与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行政格局相适应，确立了完整的职官制度。其表征之一，乃是承魏晋南北朝以来职官分流的趋势，正式形成了相互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流内、流外两大职官系统，并为赵宋以后职官制度的...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出版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一书于 2 0 0 1年 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 33万多字 ,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结集。作者以乐师和史官两个子系统为切入点 ,揭示了早期中华文化演进中的一条重大线索 ,为官僚政治点出了一个序曲 ,同时也对汉末至南北朝一些重要政治文化现象进行了论述。对官僚等级制在隋唐前从禄秩向官品的发展 ,作者在品位与职位的大框架下 ,摸清了先秦至汉代禄秩的演变 ,细致辨析了北朝至隋的军号、散官制度 ,并对南北源流问题予以补充。全书考辨细密 ,见微知著 ,对相关研究加深…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一书的出版与197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社会史研究兴起的风气密切相关,作者一方面发展了日本学者士族个案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化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并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考古报告、墓志等出土资料,试图通过家族的个案研究,突破王朝史的框架,展现秦汉至隋唐中国社会的变迁。尽管该书在理论预设、史料运用等方面尚有商榷的余地,但在当时无疑是一部“预流”之作,并在中、日两国学界都引起了反响。本文借助对该书的讨论,回顾了三十余年来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演进脉络,分析得失,进而展望士族研究重新出发的前景与可能。     

法律史学史视域下的陈寅恪隋唐刑律制度研究

陈寅恪研究隋唐刑律制度,创获甚多。尤其在对隋唐刑律制度渊源考辨时,在繁杂的刑律变迁中匠心独具地勾勒出隋唐刑律制度的三大源头,打破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诸多缪见。陈寅恪擅于用民族文化视野来研究隋唐史,由于这一研究视野要求紧扣种族、地域等对政治与法律影响最巨的核心因素,故能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引领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大势与潮流。尽管陈寅恪并没有留下法律史学方面的皇皇巨著,但其倡导的学术研究应重"预流"之志以及精密考证与义理阐发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视角的应用,均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在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隐囊考

隐囊是一种源于印度的以织物为表、以织物或纤维为填充物的圆筒状卧具,南北朝时期由佛教徒和粟特人传入中国北方地区,之后传入南方地区,并成为士族阶层喜爱的晏佚用具。隐囊在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广为流行,宋代以后消失,仅作为名士的象征物在诗文和绘画中出现。     

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北魏起家制度举证

初仕意义的起家作为衡量出身等第的标尺,是北魏门阀士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续出土的墓志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齐运通先生编纂《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收录的北魏志石适合充当独立的调查单元,帮助了解起家制度之梗概,并与已有成果相印证。样本涵盖当时主要的士族起家职位,显示清官范围的扩展。起家品级则以乡品为媒介与家世背景紧密挂钩,对应层位清晰明确。入仕年龄基本符合六朝士族弱冠起家的惯例。抽样研究证明,北魏起家制度是对魏晋传统的系统化和条理化,顺利搭建起流品秩序框架,以适应风起云涌的胡汉士族化运动,极大推进了拓跋国家的文明转型。     

国外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谱牒

谱牒,亦即族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关于氏族世系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周朝,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朝,大姓豪族（称为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统治,修撰族谱即成为其突出抬高自身身份等级,借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手段。唐朝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的垄断,但士族“高门”仍可应试,无碍其门第的维系,而出身“寒门”（称为庶族）者一旦中举为官,即成为新起士族,也就修撰族谱以示荣显。朝廷还曾专设机构以司谱牒之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乃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宋郑樵著《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独树一帜的制度史研究——阎步克先生《品位与职位》、《从爵本位到官本位》评介

阎步克先生所著《品位与职位》《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以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官阶为研究对象,以"品位—职位"和"品位结构"为观察视角,展现了中国古代官阶三千年的阶段性变迁。作者立足于制度史主体的研究立场,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揭示了政治史主体关照下所忽略的制度的结构性变迁,透视了官僚政治的变迁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连续性史观,因容纳了"变态—回归"、"断裂—升级"的曲折发展而更加丰满,超越了停滞论、分期论和变革论。这两部著作在具体的制度研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历史观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推进。     

京兆韦氏从将帅到骚客的转身

京兆韦氏家族开基于西汉中叶,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质变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士族。隋唐时,家族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称“去天尺五”．形容韦氏所拥权势直逼霄汉。韦氏一族在隋唐的显赫地位由军功奠定。族中韦孝宽、韦衮、韦桃符等,皆为周、隋大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要属南康郡王韦皋。他曾大破吐蕃军队48万,取铁桥16城,俘其五王,使南诏俯献图求降。后又治理蜀地二十余年,通过发展交通、巩固经济等措施,解除边患,稳定了唐室在蜀川的统治。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唐代山东四姓政风研究述评

政风即为政治作风。山东士族发起于两汉之间,鼎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衰落下去,能在数百年间屹立不倒其政风必有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关于唐代山东士族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相对于此,有关山东士族政风方面的研究则尤显薄弱。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汉魏晋文人政治下的武人升迁

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先秦的贵族政治被秦汉的官僚政治所取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王朝的正统思想,"经明行修"的士人不断进入政府。政府官员的来源和成分遂也发生变化,由军功官僚变为文人官僚。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下,以儒生为主体的文人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并进而影响了帝国的政治制度。魏晋之际形成的士族政治,又影响了此时期的选官制度和社会风气。总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

田余庆先生将刘裕称为门阀制度的掘墓人,认为刘宋皇权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学界也大都认为晋宋之际,庶人阶层的上升,是门阀制度解体的开始。然细究晋宋之际的上层政治环境,发现门阀制度在此时发生的"变革"不是解体,亦不是式微。只是门阀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的阶级加入,变为了军阀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但其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刘裕姻戚家族的地位变迁,恰恰说明晋宋之际门阀制度的这种新变化。     

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北大核心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理念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经历美洲之行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后又重新续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它是梁氏历经二十余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开端,背后又牵涉“古学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在梁氏本人及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梁氏写作《近世之学术》时,虽然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但仍有意保留一些“革命”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以“破坏之建设”促成立宪政治这一根本目的。这一政治目的的延续与政治手段的改变,反映为新民主张整体不变下新民之道由重“公德”到尊“私德”的转变,进一步驱动对于中西学资源也即新学之道的调适,决定了《近世之学术》在结合中西文明以成“新学”的思路下之延续与调整,表现为由“以西释中”转为在注重学术进化的同时强调中国“道”的固本之说,主张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兼顾。以此学、道两分不对立的理念观照近世学术的变迁,确立了以黄宗羲为核心的明末五先生融汇学道、兼顾新旧的治学典型,以在此典型下生长出新时期的中国新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