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婚龄是反映明清徽州婚姻习俗、观念和缔结行为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采用地方志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女子聘龄、初婚年龄、童养媳抱养及合婚年龄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女子婚龄状况予以量化考察,探寻其普遍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揭示影响女子婚龄的因素,分析女子婚龄的高低对徽州女性及其家庭的影响.     

陇东南地区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及使用研究——以地方志文献为中心

陇东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是甘肃花椒的重要生产地。尤其是陇南地区,自然环境适宜花椒生长,花椒种植几乎分布各个县区。明清至民国,陇东南地区花椒生产开始向商业化发展。关于花椒的使用,也体现出由作为药物使用的花椒向药用与调味品共用,并普遍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转变。     

《朱子家礼》与明清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实践——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家礼》是明清地方社会礼仪实践的基本依据,但它对4种礼仪的具体影响则有差别。通过地方志文献分析《朱子家礼》改造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的效果和困境可以看出,借由地方官员和乡里士人的共同努力,《朱子家礼》改变了民间一些违礼的习俗,比如火葬和用鼓乐等,但却无力撼动"作佛事"和"信风水"等"异端"礼仪因素。民间丧葬将《朱子家礼》作为正统象征,但在实践上却融合佛道等仪式,形成一种复合的礼仪模式。这种融合的背后,是民众面对死亡的复杂心态,既有对亲人离世的哀伤,又包含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儒家礼仪过度强调哀伤情感的表达,却忽略了民众安度亡魂的情感需求,这是佛道教在丧葬礼仪中始终能够发挥影响的深层原因。     

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

本文以地方志为基本资料进行考察 ,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广义的“奢靡”观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界定 :一、某事项的花费超过该事项的基本需要。二、某些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三、某消费与个人 (或部分人 )的收入不相称。四、消费者攀比浮夸 ;或某事项仪式诡异繁琐。五、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业 ,追求财利。六、违背伦理纲常与等级秩序。“奢靡”一般被作为负面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批判。其变化表现在 :一、一些超过某事项实用需要与原本不应有的消费活动以及稍许炫耀攀比得到默认、肯定。二、强调奢侈的经济功能。三、肯定工商业者的地位及追求财利的合理性。“奢靡”观念的新旧激荡反映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有限性。     

论明清时期榆林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以方志城图为中心

明清方志中榆林城图形态表达可分3种:矩形、复合形、凸形,体现榆城发展的3个阶段。矩形在明、清《陕西通志》中常见,形成时间约在正统、成化时期。方志编纂体例使城图准确性有所降低,无法与成书时间形成统一的时空关系。复合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余子俊、黄绂、熊绣三拓子城,邓璋修外城、王遴筑逻城后形成的城市形态,仅见于万历《延绥镇志》。子城与逻城相连,与外城分离,明后期方志城图皆不绘外城。清初,受风沙与军事影响,逻城、外城逐渐残损,城图表达中都不再出现,仅剩子城的"凸"状形态。同治初年,北墙内缩,形成"Z"字状的墙垣,但整体上还是以"凸"形为主。方志城图是研究城市形态发展的重要史料资源,不仅有助于厘清不同时期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而且可分析方志编纂与地图史之间的内在关系。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代代相传、永不断章的突出连续性,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的突出创新性,增进国家认同、民族凝聚的突出统一性,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突出包容性,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突出和平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     

略论福建德化古瓷——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德化窑是民窑之一,明清时期达到繁荣鼎盛,其中尤其以何朝宗为代表制作的德化白瓷享誉世界,被称为"中国白"。德化瓷器具有质地纯净坚硬,色泽明亮洁白的特点,深受国内外欢迎。德化瓷器外销也有悠久的历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互鉴做出重要的贡献。福建古志中对德化窑和德化瓷器、德化瓷外销情况、何朝宗等瓷雕艺术家和制瓷工匠对德化窑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等均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德化窑和德化瓷器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从地方志的考察中看明清人的奢靡观

本文以地方志为基本资料进行考察,认为传统意义上广义的奢靡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1.某事项的花费超过该事项的基本需要;2.某些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3.某消费与个人(或部分人)的收入不相称;4.消费者攀比浮夸。奢靡观念的新旧激荡反映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局限性。     

明清时期“同姓结婚”问题述论——基于地方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同姓不婚”制度严格规定,同姓男女不可互相婚配,然而社会上“同姓结婚”现象却频频发生。经过研究发现,“同姓结婚”乃因民众生活策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明清百姓在伦理、法律以及现实需求等多重层面下抉择后的产物。“同姓结婚”问题的出现,也有基于儒家文化视角观察的因素,是中原礼法制度输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动例证。总之,“同姓结婚”问题,展示了明清百姓在日常生活层面的行为和逻辑,也反映出国家进程在地方社会实践的复杂形态。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存世的南宋地方志普遍有《风俗门》,其设置的方式因地方志体例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单立门类或属于纲目之下的子目。该门类既记载地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记录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当地社会风俗的看法,还收录部分地方官劝谕风俗的官方文书或私人著述。影响《风俗门》编纂的因素大致有四:地方官和士人对于"风俗"的密切关注、地方官处理政务的需求、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目的、前代志书体例的影响等。南宋地方志编纂者的风俗观念普遍呈现出倡导崇文尚学、忠孝节义、敦睦亲族等特点,特别关注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士人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时,南宋地方士人更加注重本地特征的书写,这或许正是南宋时期地方意识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湘军与甘宁青社会文化的培植——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之后，面对社会文化凋敝的惨状，为了重建甘宁青地区的社会文化秩序，采取了一系列修复和重建的举措，试图培植甘宁青地区的社会文化。本文拟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对其培植社会文化从忠义祠和昭忠祠的创建、学宫和文庙的修复以及地方志的纂修和图书的刊发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论。     

1855年黄河改道对济南的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是黄河距今最近的大改道,涉及豫、鲁、皖、苏等省。特别是黄河改道由山东入海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晚清以来的山东地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济南作为山东省会,沿黄最后一个大城市,黄河对其影响可谓深远。考察黄河对济南的影响以及近代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对于认识黄河与近代以来山东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京杭运河沿线驿站与运河关系初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运河沿线驿站依靠运河驿道而存在,不属于运河系统,却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运河不可或缺的部分。京杭运河沿线驿站的设置完全依赖运河河道的畅通或改道与否。驿站处在繁忙的京杭运河沿线,驿务繁忙,受政府重视程度也较高。明中期以前,运河沿线驿站与递运所相互配合,减轻了驿站的负担。其后,递运所多被废除,驿务更加繁重,当地政府不停地佥派驿夫,严重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同时,驿站也是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晚清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探析——以《申报》及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当我们研究晚清时期的社会性别时,我们往往会关注报刊媒体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而在媒体的报道中,家庭琐事中的妇女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梳理、认识家庭中的妇女形象,无疑对我们理解认识晚清社会关系具有极大的帮助。《申报》上的有关女性的社会新闻,大致可以以发生空间分为家庭内部发生冲突,包含夫妻关系、妻子与丈夫亲属关系、妻妾关系和家庭与外部发生冲突,其中以拐骗,奸情最为突出。女性在其中扮演的社会角色通常是家庭角色,而非职业。把女性作为一种话语,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更是基于满足大众需求的目的。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豫北的商业重镇清化——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化镇是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重要商镇。该镇兴起较早,明嘉隆年间已相当繁盛,清代继续发展。汇集清化的客商以晋商为多,实力也最强;清化本镇和怀庆帮商人也为数不少,其实力在清代逐渐增强。该镇地处河南、山西二省交界,是豫、晋二省间的商货转运枢纽。由山西南下的商品以铁货为最大宗,主要销往河南各府以及山东、直隶,兼及江南、湖北;从清化北运的商品以南方杂货为主;粮食、药材、花炮、竹器是清化本地输出的重要商品。该镇商业以南北商货的转运为主,故为流通服务的行店业、金融业也具相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