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赣州府志》纂修述略

宋以前《赣州府志》的纂修踪迹,可追溯至西汉,惜年代久远,已散佚不可考。但从现存文献来看,南朝宋邓德明《南康记》应为赣州旧志之最早。宋元史志可考者有李盛《赣志》和周梦祥《赣州图经》。明代有唐胄等《虔台志》、董天锡等《赣州府志》、天启《赣州府志》等。清朝时,共进行五次修志。历代《赣州府志》保存了赣州的地理沿草、风俗物产、人物名宦等方面的史料,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帮助。     

揭开高安元代窖藏的神秘面纱——窖藏主人身份、窖藏器物用途及其埋藏年代再考(中)

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形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早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本刊上一期从"原窖藏主人认定之疑误""明正德《瑞州府志》与窖藏"两方面阐述了先前对窖藏主人认定存在的问题。     

万历《广西通志》人物记载的史料价值

万历《广西通志》是明代唯二保存的广西省志,由广西巡抚戴耀主持,广西参政苏濬编纂完成,凡42卷,其中《名宦志》《迁客志》《人物志》《节妇志》共七卷,记载了745名广西历史人物。该书的人物记载内容在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保存明代广西科举史料、保存广西边疆民族史料方面有着极高的价值,亦存在着记载讹误、人物重复收录、类目编排不当的不足。     

揭开高安元代——窖藏的神秘面纱窖藏主人身份、窖藏器物用途及其埋藏年代再考(下)

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形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早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本刊上两期从"原窖藏主人认定之疑误""明正德《瑞州府志》与窖藏"两方面阐述了先前对窖藏主人认定存在的问题,并从窖藏出土的器物来剖析窖藏主人的身份。     

再论乾隆《汾州府志》为戴震纂

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汾州府志》,是地方志书中的上乘,但关于其修纂者却一直存在争议。历来认为知府孙和相修、戴震纂,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修纂者应为知府孙和相,戴震只是参订而已(《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薛愈、王志华“乾隆《汾州府志》是否戴震所纂修?”)。翻开乾隆《汾州府志》,修纂者确为知府孙和相,只是在冀宁道徐浩、郡人曹学闵、布政使朱和知府孙和相的序文中才见到戴震的名字。徐浩“汾州府志序”中记曰:更聘戴东原先生襄其事。”曹学闵“新修汾州府志序”中记曰:“复延休宁戴孝廉东原,考证古今,削笔成书。”朱“汾州…     

《南京历代名志》出版

<正>2017年6月,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南京历代名志》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22万字,配图108幅。从南京现存的历代名志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志书24种,包括景定《建康志》、万历《应天府志》、《首都志》等府志6种,涵盖了宋、元、明、清、民国各时期;万历《上元县志》、同治《上江两县志》、正德《江宁县志》等县志7种,覆盖了今南京区域存在过的     

《太原古县志集全》出版

继2005年太原市地方志办整理再版《太原府志集全》后,历经3年多的不懈努力,2012年又整理再版了《太原古县志集全》。明、清时期,太原市所辖各县编修了多个版本的古县志,对今太原境内山川之脉络、建置之沿革、风俗之演变、人物之美誉皆有记载,是研究太原历史必不可少的史料。从2009年开始,太原市地方志办在完成首轮《太原市志》修志任务、开展新一轮修志工作的同时,组织专家抢救古县志,整理再版《太原古县志集全》,使太原500余年的历史得以衔接起来。《太原古县志集全》包括太原境内明清时期保存至今的     

康熙版手抄孤本《山西宁武守御所志》的文献价值略论

本文对清康熙版手抄孤本《山西宁武守御所志》和乾隆十五年刊本《宁武府志》的＂宁武县＂部分史料的异同,做了较为详细的比较,认为《山西宁武守御所志》对《宁武府志》具有填补空白、补充遗漏和甄别谬误的文献价值。     

呼兰设治时间考

呼兰设治时间、历史文献记载不尽一致。 《呼兰府志》(黄维翰修纂,民国四年版)卷一地理·沿革说:“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城守尉”。但在地理·疆域中又说:“清乾隆元年(1736年)置呼兰城。”《呼兰县志》(柯寅总编辑,民国二十年版)大事年表     

〔万历〕《扬州府志》刍议

<正>扬州因与关涉国计民生的漕运、盐业、黄淮水利关联紧密,所以有“扬之志为天下志”^[1]之说。而在宋、明时期,共编纂出七部扬州府志：〔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洪武〕《扬州府志》、〔成化〕《惟扬志》、〔嘉靖〕《惟扬志》和〔万历〕《扬州府志》。但是,前五部早佚,故“府志以〔嘉靖〕《惟扬志》为最古”^[2]。可惜的是,现存天一阁藏本〔嘉靖〕《惟扬志》残缺多达二十卷,故〔万历〕《扬州府志》成为最早且保存完整的扬州府志,值得重视和研究。     

袁与土城《通商碑》

郑珍在其《遵义府志·赋税》中辑存一块重要碑文,叫作《通商碑》。据《遵义府志·金石》记载,此碑在今习水县土城镇,为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威远卫指挥袁立。袁重是明代播州的一位重要人物,惜郑珍《遵义府志》和《仁怀直隶厅志》均未为其立传,后人对袁宝事迹无从了解。新修《习水县志》虽为袁重立了传,但错误较多,史料也不齐全。今将袁重生平事迹介绍于下。袁重（音：“初”）字宝台,世居上城。袁氏为明代播州七大土司之一,其影响仅次于杨氏。袁里的生死年月均不详。袁宝大约于嘉、隆间袭任永宁宣抚司唐朝镇长官,（…     

河南夏邑县改为今名小考

河南夏邑县何时改为今名,说法有二,一谓始改于金。成书于明景泰七年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卷八三夏邑县条载: 在州东百二十里。战国时下邑地,汉置县曰下邑。……金始改夏邑县。元及国朝皆因之。稍后,《明一统志》卷二七、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卷一《沿革》、雍正八年《河南通志》卷三及《读史方舆纪要》卷五○等均从其说。《河南通志》还载:“金始改县曰夏邑,以华夏更名。”二谓明洪武初始改今名。《明史·地理志》记夏邑县:“元曰下邑。洪武初更名”。清代官修地方总志《大清一统志》、乾隆十八年《归德府志》均从其说。《归德府志》的纂修者在夏邑县条下加按语:“今考下邑,始见《史记·高祖本纪》。……至更为名夏邑,乃自洪武年始。”所谓金始改今名,元、明因之,其说虽见于官修方志,但经不起查核。其一,《金史·地理志》不载改夏邑县今名事。金代该县为归德府所辖,志中载县名为下邑。其二,元代该县仍名下邑。见《元史·地理志》归德府条。元归德府教谕李希(?)     

弘治《兴化府志》编撰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弘治《兴化府志》是今莆田地区现存的最早一部志书,成书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周瑛和黄仲昭修撰,共五十四卷。该志史料价值十分丰富,是研究明代兴化地区科举文化、人口赋税以及农田水利重要的地方文献。     

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

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型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旱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在现有条件下,该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窖藏主人的真实面目及其埋藏时间等诸多与窖藏有关的历史信息。     

揭开高安元代窖藏的神秘面纱——窖藏主人身份、窖藏器物用途及其埋藏年代再考(上)

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型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早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在现有条件下,该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窖藏主人的真实面目及其埋藏时间等诸多与窖藏有关的历史信息。     

《嘉定府志》版本述略

乐山,初名嘉州,后称嘉定,曾是州、府治地。有州之名始于魏,有府之名始于宋。州府志始于宋,由嘉州刺史吕昌明“本图经而增广之”。明清间相继有《嘉定州志》、《嘉定府志》等问世,详细地记载了乐山的历史与现状,但历经沧桑。逸失颇多,现唯存清嘉庆和同治《嘉定府志》两种版本,前已残缺不全,后有完整版本的已不多见。     

《史集·部族志·乞儿吉思部》研究

波斯文史著《史集》(Jāmi al-Tavārikh)之《部族志》记述了蒙元时期蒙古高原上各民族各部落的情况,是研究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形成、分化、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其中《乞儿吉思部》一篇记录了这一时期乞儿吉思及其周边诸族的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该著苏联波斯文集校本,将《部族志·乞儿吉思部》首次由波斯文直接译为汉文,纠正了以往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同时勘比蒙、汉文资料,对文中涉及的民族、地理、人物、事件等有关问题作了研究.     

北京方志源流考略

北京最早的方志可追溯到秦代,《燕十事》和《燕丹子》有涉及燕国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方志为元朝的《析津志》;明代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方志;清朝光绪《顺天府志》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部志书,也是流传最广的府志。     

同治《上江两县志》传记部分史源探析 以《张继庚》为例

同治《上江两县志》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编而成。全志百余万字,其中"谱"、"录",也即人物传记部分就约占一半,可见编者极重人物。该志虽由莫、甘两位知县编成,但执笔撰修的工作却由其聘请的刘寿曾、张铸、汪士铎、陈作霖等修志名家完成。他们在参录旧志的基础上,广泛搜罗,多方采辑,在史料方面可谓颇下功夫。     

《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部分校勘补正

《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相对完整的一部地理总志。因其成书早于两唐书《地理志》,而又保存有唐代及唐以前的大量史料,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该书传世既久,难免出现讹误等情况。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自是嘉惠学林,功德无量,然白璧微瑕。笔者近来阅读该书关内道部分,发现尚有校勘不当及失校处,因而尝试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因《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元和郡县图志》之后,对其有所参考,故而其所保存的《元和郡县图志》部分原文也间有采用,以与今本互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