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更路簿记载的广西北部湾地名及更路探析——以两种更路簿为例

现存大部分更路簿的内容主要覆盖海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南洋的更路,郑有勤—郑有奕更路簿和庄云青更路簿记载了广西北部湾近海航线及地名,记录翔实。这既佐证了广义更路簿的观点,也是帆船时代北部湾近海航行技术的典型记录,还是北部湾及岭南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对这些地名和更路进行分析和探讨,是对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的拓展,对传承、发展和振兴广西海洋文化,推动海洋强区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

《更路簿》是以潭门渔民为代表的海南岛东部沿海渔民记录的关于南海更路的航海指南,是研究我国南海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更路簿》不仅可以证明中国渔民是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群体,同时还可以证明集渔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于一身的渔民群体在历史上曾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保有密切和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研究和调查《更路簿》及其背后人群的历史和文化对于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渔民在南海频繁遭遇矛盾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更路簿》发现和研究40年

正《更路簿》是帆船时代我国古代海道针经的一种,在福建、台湾、广东一带的称《针路簿》,在海南的称《更路簿》。它是世世代代的海南渔民在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航海及生产作业的指南纸质书,记载了海南岛和南海诸岛海域岛礁之间的始发港、针位、航向和航程,涉及南海历史、法律、政治、海洋、天文、自然地理、潮汐潮流、航线、地名命名等研究领域。《更路簿》从被发现到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海南民间的"秘本"到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只有老船长、老渔民才能看懂的     

唐代的更簿与直簿——以吐鲁番所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为中心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录一组吐鲁番所出唐前期西州高昌县直更的名簿,整理者命名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通过对文书的重新拼合、复原及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考知本组文书制作年代为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唐代户籍三年一造,在造籍之年的二月,各乡里正白日到县衙制作户籍,晚上则轮流宿直一更。更簿就是造籍期间各乡里正及典狱夜间轮流宿直的更次安排。唐代官衙官吏宿直皆有直簿,更簿就是造籍期间特殊的"直簿"。作为造籍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文档,更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更簿的研究表明,造籍期间里正轮流直更,与官员宿直一样,是其本职工作,而不是衍生的职役。     

天地会《会簿》考

天地会《会簿》是会内秘籍,持有侩簿》即可纠人结会并充当会内首领,向来秘不示人,故鲜有流传。《会簿》是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史料,颇受学者关注。以往研究者多限于考查《会簿》之流传顺序。本文通过对档案史料及多种《会簿》抄本之考察,认为《会簿》乃出自下层社会草根文人之手,乾隆末年嘉庆初始见雏形,内容简陋,其后经不断增删修改,情节逐渐丰富繁衍,成同年间始告定型。     

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

《更路薄》是历史上我国海南、广东沿海渔民在南海长期作业的航程记录和航行指南。现已见到的清代各种抄本的《更路薄》已达十余种,而《顺风得利》是其期中最完备者之一,它成于同治以前,涉及南海诸岛的地名、航线及海洋知识,记录范围广、更路多、地名多,并对某些更路加以核证,具有突出的特色。该抄本明确了清代在南海诸岛三条作业线的最佳航路。深入说明了有清一代这里正成为我国渔民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它不仅对我们考定南沙群岛的地名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且对南海史地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从而对维护我国的南海主权、对开发建设南海诸岛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有温度的田野·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召开

<正>6月8日至9日,受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高端学术论坛资助,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民俗学系、《民俗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有温度的田野·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研讨共分为个案深描、学术反思、田野与文献等三个单元进行。一、个案深描单元,有东京大学教授菅丰《当田野成为受灾地——作为方法的共情》,中山大学教授吴重庆《踏上孙村的路——孙村的路写作缘起》,山东大学教授张士闪《父亲的花墙:兼论"有温度的田野"》,     

20世纪以来唐代色役研究述评

正色役是唐代赋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即已对色役进行了早期探索,敦煌差科簿得以利用的50年代及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更形成色役研究的两次热潮。近年来,尽管随着明抄本《天圣令》的发现,色役的相关讨论再次得以提振,但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认识,研究视角也有待进一步丰富。如何总结以往经验,进而推动色役研究走向深入显得极为关键。     

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

中国古代航海过程中,“更”是一个重要名词,与针位、航线标志物及天星共同构成安全航海的几大要素。因此,将中国古代对“更”的相关记载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正确解读古代更路簿和海图,有其必要性。在此,欲从“一昼夜为十更”、“定更之法”、“更数应用”和“更数今读”等方面作一论述,希望能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与重视。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献——对梵蒂冈图书馆藏稿抄本Borg.cin.503的初步研究

梵蒂冈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文献收藏地,收藏了一批珍贵的中国天主教文献。本文仅对该馆所收藏的重要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稿抄本Borg.cin.503,即多明我会士黎玉范所撰述的中西文文献作出研究:介绍了黎玉范其人其事,黎玉范对中国祭祖、祭孔礼仪问题研究著作《圣教孝亲解》及原文转写,汉语-西班牙语双语词典和学习汉语会话的《拜客问答》等,并且探究文献撰写背景、内容及其价值。梵蒂冈收藏的珍贵稿抄本天主教文献,对中国明清史、中国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简牍资料所见西汉前期的“卒更”

松柏47号木牍《南郡卒更簿》,所记大部分数据无误,其中一更以一月为期的表述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将《南郡卒更簿》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等文献联系起来推测,西汉前期普通卒更可能曾实行三更之制,即每隔两个月,就更一月。分析松柏木牍中的相关资料,可见各县更卒的人数与使大男中需要承当卒更任务的人数大致相当或相去不远,女性不存在充任卒更的可能。西汉早期卒更除民众外,五百石以下官吏和公大夫以下有爵者亦须承当。     

《桃花女》中的古俗

《桃花女》杂剧今存脉望馆抄本和《元曲选》本。曹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和《曲录》中均作《破阴阳八卦桃花女》,在《太和正音谱》中略作《智赚桃花女》。本剧作为元杂剧并不出名,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作者不确定。曹本《录鬼簿》、《元曲选》说是王晔。王晔,字日华,号南斋,     

日藏《土官底簿》四库底本的文献学价值

《土官底簿》为官府档案的抄件,是研究明代少数民族制度及其运作的重要资料。通行版本为《四库全书》本,另有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孔氏岳雪楼抄本和天尺楼抄本存世。日本关西大学长泽文库亦有藏本,内有两淮盐政采进木记、满汉双文“翰林院印”,书内有浮签,随处可见四库馆臣的校改痕迹,卷末有杭世骏手抄朱彝尊跋文。经比较,它与文渊阁本编排一致,故可认定为四库底本。以此本核校《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可知提要对此书的底本、所记土官数量、年代下限等的记述皆需要修正。此本首页有清末沈曾植、沈曾桐兄弟二人之印,知曾由他们收藏,疑于1920年代散出,为长泽规矩也所得。     

宋元明时期川渝地名考释七则——兼谈《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几点认识

在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结合文字资料与田野考察,对以往史载模糊、定位不清晰或相关图集中标注不准确的武胜城、马鬃山、虎顶山、紫云城、虎头山、得汉城、南坪(平)关、望江关七处进行了考释。并认为田野考察作为历史地理研究辅证的功能虽然逐渐得到重视,但在学理层面上的内涵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从学理层面而言,田野考察作为获取"非文字资料"的重要方式,应将其视作"文献"的一种。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不仅要利用田野考察结合文字资料进行文献校勘、辩伪,亦不能脱离文字资料只言田野,且要注意提升田野考察的技术内涵以确保可信度。     

柏林吐鲁番文献中的《摩尼教徒忏悔词》残片译释

本文通过对《柏林吐鲁番文书》第五卷中《摩尼教徒忏悔词》的部分残片进行翻译、考释,并与伦敦抄本、柏林抄本和列宁格勒抄本的缀合本译文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这些残片与上述缀合本不同的内容,从而为研究《摩尼教徒忏悔词》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现存几种玉门县（市）志的对比研究——兼及玉门石油的文献记载问题

玉门因石油闻名,西晋张华编修《博物志》以来,文献多有记载或引录,《甘肃通志》等误为范晔《后汉书·博物记》。经对比研究发现,多种单行本、丛书本的《玉门县志》不是清抄本或道光六年抄本,就是其影印本。清抄本和道光六年抄本的区别仅是抄写的不同而已,两个抄本或都来源于同一底本,或道光六年本抄自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的清抄本。《玉门县志》的编成时间,最早当在嘉庆九年之后,最晚当在道光六年之前,是以《重修肃州新志》为主,并参考《甘肃通志》重新编修而成,有的内容系直接抄录,有的进行了修正删改。《玉门市志》是在新时期编纂的玉门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而又特色鲜明的志书,充分体现玉门的地域与物产特色,但在编纂时参考了旧志,未能核对原始文献,沿袭了旧志中的有些错误。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的编辑、出版与史料价值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6年正式批准立项的重点文献整理项目.全书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孤本)、抄本和少量稀见刻本为影印对象,收录清代未刊日记22种、未刊诗文集144种、清末广东咨议局相关档案文献22种,编成大型清代文献汇刊,第一辑包括正度16开本50册、约合5400余万字.<清代稿抄本>是清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对清史纂修,特别是深入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学、学术、对外关系以及岭南区域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敦煌写本看《灵棋经》的源流演变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抄本,对《灵棋经》一书的作者、注者及系统源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厘清了流传过程中的谬误,为全面认识这部文献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资料。     

从敦煌写本看《灵棋经》的源流演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抄本,对《灵棋经》一书的作者、注者及系统源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厘清了流传过程中的谬误,为全面认识这部文献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