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章学诚方志批评论

方志批评是方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的方志批评是章氏方志学思想的内容之一。因此,研究章学诚的方志批评,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章氏的方志学思想,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梁滨久先生曾经撰文探讨,认为“史志学界对章学诚的修志活动与方志学理论建树,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他的方志评论注意得不够”,并期望“引起进一步的研究”但时过     

方志 方向 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方志原意是四方之志,囊括古国史,今人必须坚定传承"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的史志观。地志是古代地理书,后被方志取代。地方志概念民国才出现。志书是具体概念,不能统领方志。方志学是研究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内在规定方志学科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多样,其中三种必须共同遵循:多学科方法要注意科际融合,不能食而不化颠覆方志学;逻辑方法是思维的工具,遵守逻辑规则才能正确表达思想,批驳诡辩;哲学方法是思维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国编史修志优良传统相结合,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方志理论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志学是方志研究最大的理论创新。     

试论李绂的方志学思想

李绂既是修志的实干家,又是方志学理论家,其思想有其独到的精辟之处,提出了"方志乃是史类"、"以诸史为宗"、"籍征考"与"资援据"等观点,对我国传统方志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李绂有其一席之地。     

试论李绂方志学思想

李绂既是修志的实干家,又是方志学理论家,其思想有其独到精辟之处。他提出了"方志乃是史类"、"以诸史为宗"、"籍征考"与"资援据"、"修志之才与修志之志"等观点,对我国传统方志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基本理论的扬弃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方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方志学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近代志家、学者在接受章学诚“志”即“史”观点的同时,又面向现实,认识到“史”、“志”的不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相应地促进方志编修的体例、篇目、内容、编修方法,以及实用性认识上的变化。     

傅振伦与方志序跋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方志学者,其早年所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是中国现代方志学名著。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傅振伦热衷于为全国各地编修的新志撰写序跋。傅振伦一生撰写了百余篇方志序跋,他所写的方志序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具特色。方志序跋是傅振伦阐发其方志思想的重要形式。探讨和研究这些方志序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傅振伦的方志思想。     

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和方志编纂学,但方志学仍应以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求真忘私 为学务实——读《仓修良探方志》有感

仓修良先生是浙江大学的资深教授,知名的史学史、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所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以及整理重编的《文史通义新编》等著作,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他坚守方志研究的学术前沿,密切关注当代方志的编修实践,所思所为,针对性极强。在恪尽一个学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思考和总结当代方志的编修实践包括经验教训,提供着丰赡的学术借鉴。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他有关方志学研究的主要论文,集成《仓修良探方志》一书出版,捧读之余,感慨良多。     

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与转变

本文系统考察近代方志学渊源与转变的历史,认为发源于"编纂之学"的方志学理论,在近代方志转型的背景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有了新的变化;而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大行其道,时人在修志实践中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方志学重心亦由重视"编纂之学"向以"专门学问"为旨归转变,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不断构建,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可以说,历代方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近代方志学渊源流变的考察,可以窥探方志学基本内涵衍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当前全国方志编修以及方志学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朱士嘉的新方志学思想

朱士嘉是我国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朱士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就方志性质、新方志编纂、旧方志整理的相关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当时新方志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认为,地方志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编纂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都要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出发点。朱士嘉研究方志学的经验对当前新方志学的进一步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

台湾地区的现代方志学研究始于1945年,2000～2010年间,台湾期刊发表了相当多的方志学论文,同时与方志学相关的著作成果亦是非常丰富。台湾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方志发展史研究、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文献整理、方志编纂研究、方志应用研究、方志批评等方面。台湾学术界对方志学的研究颇具特色：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以台湾为主;研究的内容尽管没有大陆广泛,但对方志学的核心分支学科已多有贡献;由于方志学研究的实践性强特点以及台湾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围绕“二战”后方志编纂形成的论文是台湾方志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成了方志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给方志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方志学科的交叉趋势日益明显。     

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之系统力作──读韩章训著《普通方志学》

方志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研究,一类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应用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源泉,而基础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理论升华和提高,它可探寻方志事物深层的稳秘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开拓应用研究的视野,对应用研究起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二者的关系还可作个比喻：方志应用研究是方志学理论之树的枝叶,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可以使方志学理论之树枝叶繁茂;而基础理论研究是方志学理论之树的躯干,只有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才可以使方志学理论之树躯干伟岸粗壮挺拔于世。 本届修志…     

方志学建立补议

文章认为,方志学建立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是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方志学建立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它是人类社会的需求,它有一大批理论研究队伍,它有丰富的理论基础。方志学建立必须弄清史与志的历史关系、史与志的区别,最终解决方志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当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概说

刘柏修、邓玉兰在《福建史志》1998年第1期发表《当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概说》一文。文章就“当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构想作了概括介绍,主要介绍了以下九种构想：1．“两分法”构想：由方志文本论和方志理论两部分构成;2．“三分法”构想：由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方志     

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

梁启超首倡"方志学",其背景是近代方志发生重大转型。本文首先梳理梁启超方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旨在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探析近代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对于当今方志学理论建设和方志学学科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史志关系

史、志关系是当代史学和方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传统史学和方志学的发展过程看,史与志在产生初期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方志与史书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彼此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方志一直作为史的一个部类存在。但是,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历史学已非传统的史学,方志的内容虽然包括地方历史的记述,但已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方志已成为一个以地方为对象、综合多种学术方法的综合著述体裁。     

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

方志学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生热衷收集和阅读地方志,并自觉在史学研究中积极使用地方志。他对方志的定义和功用等问题都表达过自己的看法。顾颉刚一生多次主持和参与修志,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顾颉刚还采取诸多措施推动方志学发展,如在《禹贡》大量刊发方志学方面的论文,大力推荐一些方志著作使其得以出版。顾颉刚还引导和扶持一些青年学者投入方志学研究,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积极培养方志学人才,并提出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研究方案。     

理论研究

方志学的学科体系 梁滨久在《方志研究》89年1期撰文,认为方志学的学科体系由以下三个层次组成: 一、方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的种类与编纂目的,性质与特征,功能与属性,内容与体例,方志事业发展的内在原因与外部条件,发展规律与趋势,方志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