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佚文《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及其思想

1993年5月,笔者应阚维雍烈士海内外亲属请求,为烈士寻“根”,得见民国十年(1921年)刊行的《阚氏宗谱》残本数卷,意外发现该宗谱首卷有两篇序文,一篇是王揖唐撰《合肥阚氏新修家谱序》,一篇是孙中山撰《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两序皆1920年4月写于上海。经检索现有孙中山著述,均无此篇序文,始知该序为笔者首次发现的孙中山佚文。     

散落在民间的社会学资料亟待收集与研究——编修家谱受到的一点启发

现今民间尤其广大农村仍然保存着丰富的社会学研究资料,渭源县会川镇《侯氏家谱》中顾颉刚的序文、康乐县五户乡侯氏的《祖先图》、康乐县景古乡的石香炉和胭脂乡回汉居民的界石等,都载有或刻有社会学资料,在社会学研究中极具史料价值。     

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

史学与家谱关系密切,历史意识和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深远影响。"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发展的动力。"大有关于家教者"的历史借鉴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努力的方向。史学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编写有明显的影响,其中正史的史表影响了家谱体例,信史原则对明清徽州家谱编修者的态度有直接影响。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读论文集《家谱与地方文化》

记载一姓世系和人物的谱籍,称为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中国家谱,由来已久。殷商之甲骨、金文已有家谱刻辞。战国末成书的《世本》是家谱开山之一作。     

南京《郑和家谱首序》发现经过及南京《郑和家谱》的续修

中国家谱学的发展与研究,源远流长。力倡谱学者当推宋代范仲淹和朱熹,在号称“江南第一家”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宗谱中,还保存着这两位大家“郑氏家宝”“忠孝传家”的墨宝。明代航海家郑和是我国姓氏学演变史中最复杂的案例之一。其郑和家谱总谱可分为四谱：“西宗以白帝真君为始祖,人中国则朝奉王为始祖,入滇则以咸阳王为始祖,入宁则以郑和为始祖”。     

朱熹:在辞官的道路上奔跑

正我曾有意无意间,对《宋史·朱熹传》中的"辞"字作过一番检索,一检索,吓一跳,朱熹传中的"辞"字竟达三十二个之多,其中除了仅有五个"辞"是文辞等他意之外,其余全部是朱熹辞官的表述,也就是说,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这些字眼在传中几乎随处可见,简直是在做官的道路上不断辞官。那么,朱熹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他为什么要捐弃正道而屡屡辞官呢?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影”、家谱及其关系探析——以陇东地区为中心

根据对陇东农村普遍存在的"影"、家谱及其中关系的调查,认为作为传统农村家族文化重要载体的"影"和家谱,在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应该正确看待"影"与家谱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社会功能。     

日本藏北朝李暹“注《千字文》序”两种校订

日本藏上野本、纂图本是两种极具学术价值的《千字文》古注,但署名"李逻"(当作"李暹")的序文前半部分略同、后半部分迥异。中日学者对这两种序文的释读存在差异乃至不足,意味着有必要依据原本予以校订,并由此证实李暹于6世纪的北朝为《千字文》作注,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和刻本中国古逸丛刊》把李暹定位于10世纪的五代是错误的。     

纪念朱熹 存理灭欲

<正>今年10月22日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前些时间据媒体报道,朱圣人的大寿,引得两省四地——福建尤溪县、建阳市、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以"朱熹故里"为名,各自倾注地区和省城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以作圣人"寿礼"。     

浅谈新时代家谱编修的创新——以重修《弼佐刘氏家谱》为例

中华家族文化是民族文化血脉,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旧修旧"的家谱编修方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家谱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必然趋势。结合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手段编修家谱,提高编修家谱文化质量,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文化各领域的交流以及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认祖,都有着重要意义。     

解读沈阳《铁氏家谱》随笔──试译谱中序文、题后、考记及对若干典故、清代称谓加以注释

自宋代以来,大批记载一姓世系的《家谱》、《族谱》的问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着某一家族的先世简史,人口发展,人物生平和宗教信仰,等等。为研究、整理民族史、地方志的重要资料。它同时又是一个家族的传家宝,教育子孙后代不能“数典忘祖”（即忘本之意──典出自《左传》）。1992年出版的《辽宁回族家谱选编》,将清道光二年（1822年）续修的沈阳《铁氏家谱》选人。其中的序文、题后皆为古文,还引用了少数典故;对部分先辈的生平简介,也标明清朝时代的地名、官府名、职官、封赠、功名等称谓;还有“…     

新修家谱编纂刍议——以《山西应县孙氏家谱》为例

编修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上世纪80年代来,传统文化持续复兴,编修家谱呈繁荣之势,或续旧、或新编,产生了大量的新修家谱。这些新修家谱不同程度表现出对旧谱传承创新的同时过度"革旧",致使新修家谱结构过于简单、教育作用弱化且缺乏严密性,影响到新谱质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首批选题《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丁伟志同志为丛书作了序文,兹将序文选于本刊印行,以飨读者.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家谱档案保存与利用的研究

家谱档案是中国原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家谱档案工作包含对家谱档案的征集、保存、管理和利用等各个方面,其中又涉及到数字化管理和新媒体传播等多种新型管理模式。当前,中国家谱档案领域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家谱档案的征集方面,对其的利用工作开展不足且手段有限。本课题以上海市"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为例,深入分析了当前家谱档案领域的工作现状,对其改善和完备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家族一棵树 人生一本书——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服务机构介绍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首倡"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服务模式,五年来编辑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近五千种,使老人出书、家族出书成为一种价值、一种时尚!为了展示出版成果与接待各地作者,公司在中关村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全国首家"家谱传记书店",定期举办"姓氏家族     

新发现朱熹佚文辨伪

近年来朱熹佚文佚诗不断发现,然多未作真伪考辨,遂为人所用,流行于各种研究专著专文中,造成混乱.兹就余所见朱熹佚诗佚文而实为伪篇者,作一总考如下.《揭阳县志通讯》1985年创刊号载《朱熹在揭阳的一篇遗文》,称发现朱熹佚文一篇:     

修谱与削谱

正盛世修谱,值得称道!古之家谱,三代有之!中国是一个推崇道德、注重忠孝的文明古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圣贤,告诫后人,三十年不修谱,视之为不孝!即使在内忧外患之际,有识之士也无不克服重重困难,编纂家谱族史,延续血脉,传承文化,令人肃然起敬!甚至在天灾人祸面前,为保护家谱,敢于舍家弃命,从容"殉道","留取丹心照汗青"!翻阅家谱,编修于抗战时期的家谱,比比皆是。即使在解放之后,甚或文革     

谈司马光、朱熹对志界影响

北宋司马光为理学开山者,南宋朱熹为理学集大成者,二者皆为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史志理论和其代表作《资治通鉴》、朱熹的治史思想和其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及其读志用志活动,都对后世志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司马光对于志界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即以史"资治"说对志论影响,资料长编对志法影响,志为博物书说对志论影响。朱熹对志界的主要影响,亦可概括为三方面,即作史"正统"观对志论影响,所创纲目体对志体影响,读志用志活动对志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