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县志》(1933年版)编撰始末及其特色探析

隋唐以来,临汾县一直是平阳府的首府之地,其在古代中国北方的经济与文化地位都颇值得一述,尧都文献首推《临汾县志》,自明以降,屡修屡新,薪火相传,现在保存下来的县志亦十分丰富,其中民国22年(1933年版)《临汾县志》上承明清传统方志,下开近代方志之河,是临汾方志书写转型的关键之作。研究《临汾县志》(1933年版)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民国晋南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而且对我们研究近代方志书写的嬗变大有裨益。     

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

方志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往往使用特定的模式。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记载的贞孝节烈四种类型女性,其身份、行为甚至言论都各自遵循相应的书写模式,以构建出符合官方理学教化标准的历史文本。通过方志中模式化的女性历史书写可以看出,方志作为承接国家意志的地方历史文本,其历史书写中,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书写的束缚,只能让渡于现实对于历史书写的需要。而相对于方志中历史书写构建出"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书写本身的构建过程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事实"。     

从“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志》等,其中《民国鄞县通志》是陈训正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它创修于1933年,至1937年大体完成,终因经费不足和抗战影响而停顿近12年,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才得以全部出版。     

百年来甘肃方志整理与研究状况综述

百年来,甘肃方志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地域特色明显,但也有不足之处。总体来看,甘肃方志的研究局限于通志研究、方志稽考、佚志辑校、方志名家研究、敦煌地志和个别州县志研究上。以敦煌图经为主的敦煌地志研究热情较高,而甘肃其他州县志的研究有点薄弱;辑佚方面也没有较全面的整理专著问世。因此,甘肃方志的整理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河阴县建置考辨

历史上存在秦汉至隋的河阴(平阴)与唐至清代的河阴,因地域相近,时代相接,地方志记载中多有讹误。通过对方志史料的详细剖析,可以发现二县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地域上有分属之别,其行政建置并无承继关系。方志记载混淆的原因,一是未能正确的参照历代地理志书的记载,二是康熙《河阴县志》对墓志资料的误用。     

试谈城区志的续编

<正>城市区志经过了第一轮编修,从市、县志中脱离出来,形成了新的志种。区志不同于市志,也不同于县志,更不同于专业志,这是方志工作者在编纂区志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区是以人为主体,以一定地域为空间,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大系统。如何写好这个“大系统”,在编修第二轮城区志时,认真研究城区志的编写,对     

民国广西方志文化类目与文本研究

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等政令颁布后,在实际上形成了统一的修志体例,但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的体例、类目并不与官方修志政令完全相同。在抗战大后方社会的方志编纂中,广西方志独具特色。通过分析广西文化志的类目与文本,可发现记述的内容将教育放在首位,并记录地方文化之盛衰,在抗战时期保障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巩固广西地方建设。将文化志作为方志文本研究的一个侧面,论述广西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展现出地方社会的人文情况,同时也成为建构地方社会的知识性文本。     

乡绅支大纶“志徐节妇”事及所见晚明嘉善地域社会

明万历年间,江南嘉善县重修县志,乡绅支大纶通过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修志人员施加压力,意欲让死友之妻徐节妇载入县志。但因支大纶不愿屈从于修志者咬定的金钱规则,节妇只被变相记载于卷末的按语中,直至清代纂修方志时才移入正文。这一事件既为探究明清方志的编修过程、评判方志的性质与价值提供了一个实例,同时通过支大纶的行止,又可从公/私辩证的角度探究乡绅在地域社会中规范自身的行为守则。     

清代县志与族谱编纂中的官民互动——以安徽泾县样本为中心

作为地方公共历史重要平台的清代县志与作为私家历史代表的族谱,在编纂过程中出现了官民互动密切、双向流动频繁的重要动向。而宗族板结化的人物在县志和族谱之间的双向流动,指示着县志和族谱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操纵力量——强宗大族与官绅阶层结合所达成的权力共谋关系。本文以清代泾县县志与泾县族谱为样本,深入分析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在宗族权力网络主导下的清代方志的特性与局限以及族谱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城区志的续编

城市区志经过了第一轮编修,从市、县志中脱离出来,形成了新的志种.区志不同于市志,也不同于县志,更不同于专业志,这是方志工作者在编纂区志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区是以人为主体,以一定地域为空间,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大系统.如何写好这个"大系统",在编修第二轮城区志时,认真研究城区志的编写,对于提高志书的质量是十分重要的.     

论邬庆时的方志思想

邬庆时,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在抗战军兴之际,修志不辍,著有方志专著《方志序例》,修有民国《番禺县续志》、民国《宝安县志》、民国《高要县志》等志书近十种。提出为保全民族文化的命脉计,志书"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创新修志的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因应时代的要求,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及表现形式不断进行创新。     

从民国县志编纂成就看陕西社会近代化变迁——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

明清时期,陕西修志成就显著,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例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陕西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努力与改变。     

二轮县级志书大事记的选录与记述优化

<正>大事记是新方志业已固定的体裁。近年来，方志界对新方志的大事记，特别是市县志大事记有诸多研究和探讨。在选录标准方面，有从地域范围进行分类探究的：把本地区发生的重大影响的事件和本地区之外发生的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分类。^[1]有从作用影响方面进行规定的：事件发生时存在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影响不大但与以后的历史发展大有关系的，例如发明创造、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五(上)

百年沧桑上海县——录《上海县志》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新修方志内容最全面的恐怕要首推《上海县志》了。从其记载的内容来看,确实是在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所制订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办事。《暂行规定》曾明确要求:新编方志内容要“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这个要求应当说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因为这一段历史和现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好书——《方志四川》品读

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方志历史。是记述著史传世的历史,是展现历史得以传承的历史。这部历史无疑是一部好书,需要大书特书。然而,现实中涉足者寥寥,特别是以电视纪录片文本的著述方式。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汪毅算是这寥寥中的一位。他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新作电视纪录片文本《方志四川》,便是对四川方志历史如数家珍的记录。     

历代泗州方志考述

<正>历代泗州方志存废不定,传世文献中的泗州古方志对于泗州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笔者拟系统梳理历代泗州方志,尤以明清时期的泗州方志为重点。元代以前的泗州方志均已无存,明清泗州方志纂修过多部,其中存世以明万历《帝乡纪略》、清康熙《泗州志》、乾隆《泗州志》为代表。明清两代盱眙县与泗州关系密切,明清盱眙县志也包括明正德《盱眙县志》、万历《帝里盱眙县志》、光绪《盱眙县志稿》等多部,可视为泗州方志的重要补充。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新编《竹山县志》出版发行

《竹山县志》于 2 0 0 2年交方志出版社审定后出版。该志记事上起春秋 ,下至 1993年。成书14 0万字 ,内容浩繁 ,资料丰富 ,堪称宏篇。体例精当 ,以志为主 ,有机运用志、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叙事记人。纵述历史脉络清楚 ;分陈事项兼容并包。篇幅庞杂但结构井然 ;史事纷纭但详略得当。该志内容涉及竹山地域数千年自然与文化 ,别具风格 ,彰显出浓郁的鄂西北地方特色。语言朴实 ,文字顺畅 ,合乎志书要求新编《竹山县志》出版发行@李诗咏     

民国士绅变迁与县志编修探析——兼谈志书官修

官与绅合作修志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我国志书编修的一个突出特点，还是我国志书官修的基本样态。民国时期，士绅阶层变迁与分化加剧，并逐步走向衰落，这对县志编修产生了深刻影响：修志倡议形式由双轨向单轨转变，编修组织形式由官绅合作以绅为主向官绅合作以官为主转变，修志体例与内容由袭旧到创新。官与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士绅本身变迁与分化，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县志编修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掌控上。民国士绅变迁不但影响着县志的编修轨迹，还影响着县志的样貌与特点，演绎着县级方志文化的历史。     

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

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如果将它作为文本观察对象,地方志体例的完型及以地方为书写单位的特征是需要进行必要分析与定位的。宋代地方志编纂中,体例由图而志,这一转变表明由文字书写出"地方"或者说将岩石、山川等自在之物在人的经验世界中通过文字生产出来,成为方志重要的表达方式。方志中的"地方"不仅是书写单位,而且也使得每一个地理环境成为一个文本环境。为了构建出"地方",宋代方志形成了较为一贯并且分门别类的框架系统,同时,每一门类又被赋予了价值标准,如此,地方志中的地方社会图式就被传递和构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