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考古学的科学性

前言几年以前,作为木同学科之间桥梁的《读书》杂志,曾组织了有关考古学研究现状的讨论,与会者兼有行内与行外的学者,会后发表的笔谈,读了以后使人产生一种共鸣。《读书》的编者按说得好,“中国考古学的成果斐然,但是一般知识界和社会对它的关注似乎减弱了。”[1]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考古学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冷僻学问。文化史学者葛兆光对考古学的印象是觉得它与我们很隔膜。第一,它只凭考古发掘材料来说话,就像地质学采集的标本一样纯而又纯,“科学”得再不能“科学”;第二,它那冷冰冰的术语好似自我封闭,要么让人难懂,要么觉…     

谈谈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0民族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就是借鉴民族志的一些材料与考古学中相应的一些遗存进行类比,研究和解决考古学的问题;也就是从现存的民族志中找到对考古学一些遗存可能的、生动形象的解释.它有可能解决考古遗存中所涉及到的物质文化(如生产技术、居住、服饰、饮食、交通等)、社会文化(如家庭、村落、社会结构、婚礼、丧葬等)和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禁忌、礼仪等)等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其理论依据就是相信人类的文化不仅有个性,也有共性,文化因素不仅有更新,也有继承;世界各民族都经     

陈三立的新与旧

正很多杭州人也许不知道,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三立安息地就在九溪牌坊山。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作为中国旧文学的代表者,陈三立显然是无愧的,但与他代表的这个"旧"字相反,他其实是一个颇具创新思想的人。     

说不尽的新与旧 双面西安

有人把中国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如果北京是这棵树的树冠,那么西安则是这棵树在地下盘结交错的根系在西安,更多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淤积,文化、习俗、价值、美德、传统、甚至糟粕。你很难用三言两语将其概括、归类、分析直到总结。这里所有过去存在着的、现在存在着的,你只能先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之后再下结论不迟。     

考古学的新思维——新考古学述评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之后引进西方思想与科学在中国的结果之一。在这一点上,它与几乎所有近代意义上的各学科有着大致相似的命运。它与各学科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当它们正在向前发展时,却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与它们的发源之地——西方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两相茫茫的隔绝状态之中,使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其表现之一是,从三十年代以来,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好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并完善了考古学的传统方法——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建立了中国的“区、系、类型”学说“,并据此将中国历史上溯到龙山时代、仰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及其基本理论、方法的形成,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从国外引进的结果。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如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都是学习了国外的考古学或人类学之后,回到中国,并在实践中为建立中国的考古学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国考古学科在其实践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个世纪50至70年     

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的中国环境考古学

前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有利于我们解释历史,探求历史规律,从而透古看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一批学者陆续对中国环境考古学史的研究做了工作.周昆叔先生的《环境考古》一书全面介绍和总结了20世纪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概况,分阶段回顾了中国环境考古的开创和发展历程,主要通过对实践成果和技术发展的考察,将中国环境考古学分为萌芽、蓄势和拓展期三期.     

考古学、考古科技和整合的考古学

采用各种科技方法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中最活跃、最具突破性和成果最为丰硕的方面。科技考古又被视为学科交叉或多学科探索的领域,可以超越传统及单学科方法的局限,从不同物质遗存、特别是隐性材料来提炼各种信息。科技手段的应用以及这种学科交叉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学科交叉也存在亟需改善的较大问题,即科技手段的应用与考古学的问题意识及科学阐释并没有很好结合起来,使得科技测试与考古分析成了缺乏互补和整合的两张皮。本文很好地讨论了考古学与科技手段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一种整合的考古学的重要性。虽然涉及的学科交叉越来越广,但考古学探究却因各分支学科和信息缺乏整合而受损。他呼吁,考古学家要了解科技方法的潜力,而科技专家也要知道考古学家探索的问题,合力整合显性和隐形材料的信息,为解决挑战性的课题提供比较可靠的结论。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对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相关内容,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一些误区和不解。对于国内长期接收马克思主义的氛围而言,要很好的理解其中的含义其实需要跳出固有思维,从考古学出发。我们越研究越迷惑,拼命理解它的内涵,找出它的方法,实践等内容,但依然很难给它下定义。     

环境考古学

本文节译自1980年美国出版的《田野考古手册》的第二章,标题为译者所加,此书系考古学家玛莎·朱可斯卡(Martha Joukowsky )编著,是考古工作者必备的指导性书籍,作者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足迹遍及欧美、中东、远东等地,并执教于纽约大学.《手册》是她十多年工作经验的总结,书中第二章标题为“考古与环境”.环境考古学在中国考古界已愈益受到重视,希望本文能给考古学者们以新的启示.     

考古学导论

译序《考古学导论》（Ａ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ｓｖ,１９５６）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Ｖｉｃｔｏｒ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ｅ,１８９２-１９５７）生前的最后著作之一。它以一般的读者为对象,对于考古学的实质,专门术语的分析,作     

文化遗产时代的考古学——兼谈公共考古学或应用考古学相关问题

<正>引言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几门学科分别从发现与研究、保护、展示、利用等不同角度处理人类遗产,探索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因此常常被相提并论。近来,国内不少高校或者借考古学升格一级学科的机会将考古专业扩充为考古文博系、考古文博学院甚至文化遗产学院,或者新建考古文博专业等,但对几门学科的相互关系却探讨不多。近来,笔者先后参加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化遗产     

试论考古学

一、考古学的方向和任务考古学是着重根据古代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它与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两者研究的范围、对象和手段是有区别的。历史学着重于文献史料,也需要结合使用实物史料。考古学则着重于实物史料,也需要结合使用文献史料。从广义说,     

认知考古学

科林·伦福儒在2005年出版《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从残存的物质遗存中来推断过去思想方式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弗兰纳利和马库斯夫妇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对古代文化中所有人类思想产物的研究。弗兰纳利和马库斯是两位杰出的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但是他们为后过程考古学认知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在如何构建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并非与过程考古学对立,或与主流考古学独立的分支,而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他们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定在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学四个方面,并对这些范畴的研究做了界定。他们也选用了中美洲、缅甸及印度复杂社会研究的案例,为认知考古学如何解读人类行为和思想提供了独到和深入的洞见。他们认为,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单靠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所谓的"认知考古学"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他们也否认了某些过程考古学家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文化副现象、不值得研究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应...     

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

要对当前的考古学解释作一透彻的、公允的评析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一工作又面临着以下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1)汇总性的——如实陈述当前有哪些室内分类和田野工作正在进行,以及它们获得了哪些结果;(2)廓清当前重要的考古学思潮,并试图洞视它们未来的意义.后一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同时也将具有更多的乐趣,因此,我将不揣冒昧作一尝试.在某一特定时期,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不但因人、因学术单位而异,而且,它同样也会因某一学派的兴起、兴旺、衰落乃至同化于其他学派这一学术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将首     

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

后过程考古学作为西方考古学的新兴流派受到颇多争议。理解后过程考古学对于我们学习与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运用分析考古学观念的方法论框架,从内、外关联,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三个层面上来分析,同时与过程考古学比较,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分析与比较显示:后过程考古学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状况、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时具有后现代科学基础;它秉承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强调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从人文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考古学的价值,弥补了高度强调科学的过程考古学的重大不足。它的主要观念可以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所借鉴,有助于中国考古学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