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

有关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至今没有统一答案。《清史稿》、《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钦定科场条例》、《续增科场条例》、《钦定国子监志》、《国朝贡举年表》、《听雨丛谈》等七种文献中只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而且相互之间多不一致。《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四种专门记载明清及清代进士的人物名录和人名索引工具书,它们既提供了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也详细刊载了每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甲次。经过详细对校,发现《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中的记载相对可信,据其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也最可行。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是26849人。     

《清史稿》进士及第时间订误五则

《清史稿》中光绪年间有五位进士的及第时间记录错误,笔者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录》和《清代朱卷集成》等资料予以一一订正。     

雁塔题名帖介绍

(一)唐代雁塔题名与宋人刻石的始末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是唐高宗时所建,唐代社会风习,中进士的人必登雁塔,题名姓于塔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曾有记载,他说: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此条原引李肇《国史补》,今查原书失载) "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 从上面的记载,可见雁塔题名实为后世进士题名碑之始。     

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北京国子监元代进士题名刻石调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刻石考辨

元代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不仅是清代的科举考试文物,更是自清代以来金石学家寻找、考证研究的重要题材。本文从该碑的研究史、文献考证和对现存文物实体的鉴定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认为此题名碑是由清代人依据出土品仿刻而成的。     

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立石年代考

本文主要利用明朝进士题名碑的拓本及其他文献资料,对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的立石年代进行考证。通过研究历科殿试与立碑之间的时间差别.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明朝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     

清进士题名碑考述

立于北京孔庙内、镌刻有清朝全部进士姓名及甲第、籍贯的进士题名碑,是清朝重要的科举文献.本文讨论了题名碑的建立、规制、书写、改刊等问题,对题名碑的文献价值、题名碑的讹误等也作了分析.     

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

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20世纪80年代发现于蒙古国,是继《永宁寺碑》后女真文碑铭的又一重大发现。《九峰石壁纪功碑》所记载的是金明昌七年(1196年)尚书右丞完颜襄率军在斡里札河讨伐北“术孛”(阻卜,亦作阻pu)大获全胜的一段史实,由于碑文对国号、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重要人物的姓名、官称、封号都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对《金史》、《元史》都具有重要的补证价值;又由于存世的女真文碑铭极为罕见,此碑的释读会大大加深人们对女真语的进一步认识。     

“席彖”而非“席篆”辨

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附弟“篆”。“篆”误 ,应作“彖”。复核殿本底本 ,也作“篆” ,可知根源在《明史》馆臣修史时误记 ,谨辨正之 :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席彖”。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79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据《进士题名碑》拓片、《登科录》 ,参以地方志编撰而成。书前《索引》为“席彖” ;书中《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正德九年甲戌科》“席彖”排在第五十二位。二、《国榷》① 记作“席彖”。该书卷五一武宗正德十四年 :“谪户科给事中席彖夷陵州判官……以长按黔国公沐所劾按察使沈恩等…     

《郎君行记》碑应是以契丹字书写的

《文物》1982年第3期所刊《乾陵》一文中,提到著名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说是"用女真文写成"。我认为此说不确。经中外学者研究,现已断定《郎君行记》是用契丹文字书写的。对此,《文物》1966年第1期刘凤翥同志已作了说明。1980年出版的金光平、金启孮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里也明白指出:"(刘师陆)误     

《明史》校记两则

(一)《明史·选举志》卷七十载:“嘉靖八年已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按:“欧阳德”误,应作:程文德。欧阳德是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明史》卷285《儒林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彭贻孙《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嘉靖八年已丑科一甲三名是罗洪先、程文德杨名。《明史》卷285《儒林传》:程文德“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李贽《续藏书》卷20《程文德     

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

笔者曾利用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同年录等原始文献对朱保炯、谢沛霖二先生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①(以下简称<索引>)做了一些校误②.近来,在研究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索引>承袭了清李周望等编著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内附明代诸科,以下简称<碑录>)中一个较为严重的错误--把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赐特用出身科误作"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按:该科是"赐特用出身",并非"赐进士出身".严格意义上说这二百六十三人特用举贡,并非进士).     

文献学视野下的进士题名碑整理与研究

北京孔庙现存的具有重要价值的198通进士题名碑,由于自然风化,大部分碑文有漫漶现象,亟需整理。在碑文的整理工作中,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引进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精选整理底本和参校文献,秉持深思慎取、甘于寂寞的工作态度,科学严谨地对进士题名碑进行了全面整理,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永宁寺记碑的女真碑文——兼谈明代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永宁寺记》碑的女真碑文对译为与明代女真语相近的清代建州地区满语,试图将二者联系,回译碑文中并未识别出的女真文;进而探究明代女真语与清代建州地区满语的关系;揭示永宁寺建立的职能与性质。     

唐后期的定窑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也谈《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有关题刻

《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题名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定窑最早的文字资料。该碑近年重现以来,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即是通过对题名分上下段、二重排列、居中为上的方式加以研究,对此前研究文章的解读方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并且通过对诸冶题名个体和整体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唐后期的定窑是藩镇义武军官窑的新结论,明确提出了其存在的时段为公元782-929年。此外,作者对同时段另一个白瓷窑址井陉窑发现的两件相关内容的石刻综合分析,对古陶瓷界"土定窑"的成说提出新的思考。     

从奥屯良弼女真文石刻看金代民族文字的演变

传世的金代女真文石刻仅10余块,有一些是女真文、汉文并刻的,而本文所叙及的《奥屯良弼诗刻石》和《奥屯良弼饯饮碑》则是直接用女真文撰著的两块石刻。通过对两碑的内容、写作时间、语词、格律、笔法的考证和剖析,进而论证金代女真语言文字和女真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两块女真文石刻的发现,不仅对金代女真语文使用和流传情况的了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印证、补充史籍记载和区别女真大小字等疑难课题的深入研究,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证据。     

满族书法谭概

一女真文书法女真文是仿契丹文和汉文所制的文字。后金时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时,女真文遂废止。现存女真文碑、碣、墨迹资料有：“吉林省海龙县杨树林女真国书摩崖”、“吉林省扶余县大金得胜阳颂碑”、“西安碑林中女真文书法残石”。“吉林省舒兰县的完颜希尹家族墓群碑文”中除汉字外,也有一些女真文碑刻。另外,明四夷馆编有《女真泽语》。女真碑文书法道劲、挺拔,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字体,已成为珍贵的书法艺术遗产。金启淙先生擅长女真文,撰有《女真文辞典》一书,其中的女真文均为手写。金启淙先生也常用女真文题词,…     

误读牛翀玄

近读《收藏家》2008（7）总141期孟耀虎“明代印章印奁赏析”一文,颇有收获。它为明晚期何涛等篆刻作品提供了难得的物证。但由于作者误读印文,故反复考评不得其解（详见该刊P39—40）。将“牛羽中玄印”误读为“冲玄牛印”,所以怎么也考评不出其人。牛翀玄确有其人。其为明万历已未科（1619年）47年三甲第264名进士。北京孔庙内明进士题名碑有镌。与牛翀玄同榜进士中大名气者有明晚名将袁崇焕乃三甲第四十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P75中亦载：“牛．羽中玄,山西高平（陕西宁州）明历”。     

《清史稿》误载张缙彦籍贯

张缙彦,明末清初人,崇祯四年考中进士,明时官至兵部尚书。降清后,顺治十年授山东右布政,十五年擢工部侍郎。《清史稿》卷二四五《张缙彦传》载其籍贯为河南新郑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张缙彦为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载其籍贯为河南新乡人,民籍。乾隆十二年《新乡县志》卷五《选举上》举人条下载:张缙彦为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又在进士     

女真文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女真文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有大字和小字之分.其中,女真大字是由金代开国功臣、女真学者完颜希尹与耶鲁等创制,女真小字则由金熙宗完颜亶创制并颁行.女真文作为金朝的国书主体文字,在一段时期里,曾与契丹文、汉文同时并用,尤其是在符牌、诰命、程文和宣敕上广为应用,并以女真文撰修国史、译述汉文经典.金太宗吴乞买时,设立女真字学校,教授女真字.金世宗完颜雍时,曾立女真进士科以升擢选官.在金代历史上曾涌现出一批精通女真大小字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