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尺素雅牍”到世界遗产名录的成功申报

正侨批,从表面上看,只是普普通通信件。巴掌大的信封,与普通信件不无一样,有收信人地址、姓名,寄信人地址,也盖上邮戳,人称"尺素雅牍"。但细细研读,小小侨批,却大有学问。俗称"番批"的潮汕侨批,是海外潮汕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信封上附上汇款数额,兼有家书、汇款单功能的信、汇合为一体的华侨家书。侨批的批是批量的意思,因为旧时华侨的侨批都是一个船期一次,一个船期来一批,称为批。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只有     

侨批研究的五点思考

侨批是中华优秀文化瑰宝,是侨乡特色文化品牌,一代史学宗师饶宗颐称其为"侨史敦煌",堪比"敦煌文书"。侨批研究也是冷门学科之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让侨批研究更好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笔者试着从五个层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梅州客属地区的水客与侨批业述略

侨批是指海外华人华侨寄回国内的简短家书和汇款,经营这一行业的民营机构就称为侨批局;水客是替海外华人华侨带钱带物的个体从业,其产生的时间要早于侨批局,批局是在水客业的基础上发展而产生的。侨批是侨乡特有的事物,近年来,随着大量的侨批实物的被发现,使得这一侨乡特有的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兴趣,     

1947—1950年印尼三宝垄华侨侨汇初探——从李芝敏的12封侨批说起

侨批又称番批,就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母国,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的汇款。作为一种行业,它是出国谋生的华侨寄回家乡赡养胞亲和粜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渭“汇款家书连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化,侨批却是一种以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递播为外象,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综合性、流动型化形态。关于侨批的学术价值,国学大师饶宗熙教授曾说过“侨批等于徽州契约,可以和它相媲美”。侨批相关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化的发展变化情况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批封或侨信里,是我们研究华侨、侨乡、我国及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化的重要史料,是亟待开发“富矿”。     

侨批——重现清末民初华侨社会生活——《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评介

侨批又称"番批""银信",是出洋谋生的闽粤等地民众经由民间渠道转至国内眷属家书和汇款凭据合一的物件,是华侨特有的档案文献遗产。《菲华黄开物侨批:世界记忆财富(1907—1922)》一书通过搜集、整理、释读特定时代华侨人物的侨批,展现了清末民初华侨社会的各种面貌,为研究华侨宗亲问题、参与和支援辛亥革命、革新家国风气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记忆遗产重现历史“海邦剩馥”吐露芬芳——读《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有感

正2016年11月,由《闽南侨批大全》(以下简称《大全》)编委会策划,黄清海、苏通海和林南中担任主编的《大全》第一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辑共15册,收录了1884—1992年间闽南地区侨批及相关资料6000多份,实录了侨批、回批、信局汇票、汇款单据、电汇单等大量的原始资料,涉及的海外地域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7个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一侨批,又称"番批"、"银信"。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民众自古就有出洋谋生的传统,侨批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代跨国华人社会建构的事例分析——1929—1930年新加坡保留民信局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

本文通过发掘1929—1930年在新加坡发起的保留民信局全侨大会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的史料,管蠡了近代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现象。维护侨批局生存的斗争表明,侨批局的成功保留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跨国华人社团网络的集体力量在维护跨国华人社会的利益上起着重要作用;侨批业具有内嵌于海外华人社会与侨乡社会有机体的性质,与后者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在跨国的社会场景下,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演变成了政府与跨国社会相互交涉与协商的过程。     

福州地区侨批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以福州白眉侨批馆为例

侨批文化是侨乡特有的历史记忆遗产,衍生出丰富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研究侨批文化是重温和再现中华文化中的孝道、忠诚、勤劳、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以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探索精神。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本文以“白眉侨批馆”侨批文化建设为例,通过对福州地区侨批历史追述和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和思考,进而提出在文旅融合下开展地区侨批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对策。     

侨批研究刍议——兼谈闽南侨批实物文献的征集

闽南侨批研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侨批的历史回顾与实物侨批的文本释读之上,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对侨批历史上的人、事、物等方面展开更为广泛且细致的探究,这应该就是侨批历史研究与文化阐扬的新视线和新领域.本文着重从侨批文献的整理、研究,从文献学专业的视角切入论题,力主侨批文献资源共享,阐释了历史文献学之于侨批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侨批文献的系统研究和实物文献的征集整理,作了有益的探究.     

潮汕侨批:义务与权利─—以强烈的心理需求为特征的家族观念

侨批,俗称“番批”,是指华侨汇集成批寄回国内、以汇款为本的家庭书信。①它是潮汕华侨历史上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事物。其历史之长、规模之大,与潮汕大部份家庭的关税之密切,当其遭受阻遏时所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冲击力,都是举世罕见的。这种自发的民间金融邮讯形式,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即潮人迫于生活（或战乱、政治流亡）而出国谋生,急于接济、赡养苦难中的家乡亲属,然而邮政尚未开办或极不完善,水客、客头、侨批馆、批信局②应运而生的时代。从19世纪50年代最初形式的没款托书开始,至1979年桥批局并入国家银行结束,前后约经…     

1950年全国侨眷福利会议与福建省侨批业的管理

建国初期,福建省政府遵循新中国政府对侨批业"团结与管理"的政策,采取措施试图将侨批业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并未能达到目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剧了侨批业管理的难度。1950年8月新中国政府召开华侨眷属福利会议以解决侨批业管理的相关问题,此次会议的召开成为福建省侨批业管理的转折点,会议后福建省政府初步实现了将侨批业纳入管理的目标。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中国潮汕侨批史》出版

蔡少明先生的新著《中国潮汕侨批史》已于2012年9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9章10余万字近千幅插图,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外华侨创业的历史和艰难漂泊的印迹。该书以潮汕侨批史为主线,对侨批邮件的收寄组织———侨批局的设置、作业方法、接受方     

近百年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

本文从民国时期、1949—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时期,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拓宽和加深相关研究。     

水客那些事儿

水客,又被叫做侨批员、批脚,是一个特殊而鲜为人知的群体。其原意是指船夫、渔夫,后来逐渐演变为专门到处采购货物及代人带信、送款的自由职业者。那么,水客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人适合做水客？他们主要从事什么业务？如何赚钱？为何消失？请看——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批信局研究新探——从政商关系视角的考察

论文剖析了批信局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关系,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活动是功利导向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华侨的经济力量。批信局联系起了侨汇、侨民和侨眷,而侨汇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侨民和侨眷的地位与侨汇相关。批信局与侨务委员会虽因侨相连,却因利而相关。批信局与邮政产生矛盾时,侨务委员会以保侨的名义介入,但其行动却以保汇为主要目的。名实不符使得侨务委员会不能为批信局提供稳定的保障。抗战爆发之后,重庆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因争取华侨经济力量而使得批信局与之关系密切,但汪伪政府侨务机构的压迫却让批信局经历了发展过程中的最低潮。从批信局与侨务委员会的政商关系考察政侨关系,可知民国政府的侨务政策是功利导向的。华侨尤其是中下层华侨及其背后的侨眷,背负着不可承受之重。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