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食堂成因探析

1958年成立的农村公共食堂,源于农村传统的"农忙食堂",符合当时中央领导人及民众的心理需求",适应"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公共食堂的实行,更与尽早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有一定的联系。     

朱德力主解散公共食堂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几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公共食堂既限制了农民的吃饭自由,又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段时间,公共食堂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而倍受赞扬,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维持。朱德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庐山会议前就力主解散公共食堂,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在1961年春的全党大调查中,他又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为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     

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骤然兴起探因

从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就是各家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拥至新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一时间,全国5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骤然兴起,原因何在?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60年代初扬州人口迁徙安庆侧记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出现了并社热潮,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提出了“七包”——包吃、包住、包穿、包婚、包丧、包生育、包治病。不久,农村经济开始崩溃,社员吃不饱,身体浮肿,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情况。     

1959年上半年安徽省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59年上半年,安徽省采取整顿人民公社、整顿公共食堂、压缩工业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部分开放农村市场、恢复与发展小商品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经过努力,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由于纠"左"工作的有限性和不彻底性,这一进程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打断。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农村救灾度荒述论

1960年下半年,灾荒遍布全省农村并急剧恶化,安徽省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跌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逐渐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迷雾中醒悟过来,努力采取开展整风整社,解散公共食堂;减少粮食征购和外调,恢复自留地;推广责任田,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救济与安置灾民,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农业基础地位,恢复和发展农业等一系列紧急措施救灾度荒,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逐渐深入,农村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逐渐呈现出来。在胡乔木的力谏下,毛泽东意识到:食堂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得散伙……一代伟人经过理性思考,终于走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的误区。     

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一、天灾及人祸,使公共食堂 的“大锅饭”无法再吃下去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全国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并且将其视为“共产主义萌芽”,公共食堂成为当时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５９年上半年,在纠“左”和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按照群众的要求得以解散。但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办不办公共食堂当作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标准之一,一些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散伙或解散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５亿农民再次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我所亲历的亳县农村公共食堂

农村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跃进"期间,我恰在毫县任管理农村公共食堂的干部,亲历了亳县农村公共食堂从兴办到彻底取消的全过程.为使读者真实、详细地了解这段历史,现将亳县农村公共食堂历史原貌作一记述.     

山西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失误

以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这个运动的开展,既是发动“大跃进”的需要,又是急于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山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国一样,不仅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标,反而使全省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山西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认真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借鉴意义。     

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研究--以肥西县“方世新案”为中心

"方世新案"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安徽省肥西县发生的比较典型的因干群矛盾与冲突升级而导致的"凶杀"案。该案最终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案件。官方处理此类案件,审判程序极为简化,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出判决。就审判过程而言,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与管控、贯彻群众路线及考虑案犯罪恶的历史与现行关系,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司法实践逻辑。这种逻辑也对应体现了这个时期司法发展历程的3个面向,即:司法政党化、司法群众化及司法革命化。但这3个方面的实践,最终将难免矮化司法的独立性、专属性及程序化,即会产生"秩序",也会导致"失序"。该项研究为探访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问题提供一个基层个案与视角。     

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

1958年,农业中学最先诞生于江苏省.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学校数量及在校人数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直到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盲目发展的势头才得以遏制并开始逐步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人民公社退赔研究--以苏州地区为考察对象

苏州农村地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共产风"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五风"刮得也非常严重.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党下决心纠正"左"倾错误的背景下,苏州农村地区同样对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平调账进行了清理和退赔.总结苏州农村地区退赔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进一步全面认识和评价人民公社化运动、加深对人民公社史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苏联因素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影响

本文初步探讨了苏联因素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影响,认为苏联的建设成就使毛泽东坚信,只要真心实意学苏联,中国经济就能获得高速发展;通过借鉴苏联模式,毛泽东探索出了"大跃进"的发展方针;通过批判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以及通过打破苏联模式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毛泽东使党和人民清除了民族自卑心理,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而全面投身于"大跃进"运动.     

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高阳县社队企业转型和农村私营企业兴起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社队企业在集体所有制下实现了较快发展。农业实行包干到户之后,社队企业迅速转型,或直接转化为个体、私营企业,或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社队企业转型与农村私营企业兴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前者成为后者的起点。社队企业向农村私营企业的转型为以后城镇中小型企业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农业公社问题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并且在探讨人类历史上公社发展阶段的同时,提出了农业公社的概念。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经常把农业公社与农村公社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公社的特点就是农村公社的特点。这不仅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公社发展阶段的认识。本文认为,《复信草稿》中的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两个概念,农业公社的提法是马克思的一种新的理论尝试,但其本身并不成熟,马克思最后放弃了农业公社的提法。     

1949～1976年河北省际人口迁移与社会结构变动

1949年10月到1976年12月的河北省际人口迁移,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9年累计净迁入120多万人;1960～1967年因经济困难导致人口大量外流至北京、天津、内蒙古及东北各省市,累计净迁出160多万人;1968～1976年累计净迁入60多万人。河北省际人口的迁移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同时也影响着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的再分布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省际人口迁移对河北省社会结构变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也留下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20世纪50～80年代河北省污水灌溉与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述论

20世纪50～80年代河北省的污水灌溉经历了起步、曲折发展和步入科学化三个阶段。利用城市污水灌溉农田,一方面是污水资源化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污水无害化处理的措施,是解决环境问题很重要的举措之一,更是一种廉价的污水处理方法。工业化产生的大量污水日夜不息地排放,决定了利用土地净化污水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历史表明,这一时期的污水灌溉发展仍不成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新污染问题的不断出现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加以解决。     

集体化时期广东省农村工业的起步(1952～1984)

集体化时期广东省农村工业的发展历程说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要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上,而且要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这其中包括:合作化与农村副业的兴起、社队企业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全面梳理集体化和乡村工业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今天思索乡村的现代化之路提供借鉴。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18世纪初,俄国确立等级义务兵役制,农民的兵役义务由此产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实施。村社在选派新兵时力求遵循平均主义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标志。兵役义务不仅是地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奴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