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共和”表述

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9世纪80年代初期,近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通过日文传入中国.1898-1902年间,梁启超等人经由日文著述对西方政体分类知识进行系统介绍,近代共和概念由此迅速流行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考辨

有关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活动的评价,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一文认为,段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当时形势发展的进程,其缔造民国之功应予肯定。而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一文则主要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的一段话为依据,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商榷意见,认为段曾于1912年1月1日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常     

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

正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言论明显倾向革命,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密切交往。其师康有为持坚定保皇立场,对梁启超的激进很是不满,教导训诫梁启超的书信有数万言之多。于是,梁启超也开始有些担心革命的破坏性。革命,梁启超所欲也;改良,亦梁启超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在我们看来,对梁启超来说,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是一个很难回答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

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的准确时间是1913年2月,初次续聘则在当年7月国会即将开始草宪工作之际,由代总理段祺瑞签署续聘合同.他能够被续聘,与他在此前抛出《观弈闲评》,提出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主张“超然内阁制”,有密切关系.同时,《观弈闲评》的出笼亦成为袁世凯对即将开始的草宪工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至于《共和宪法持久策》,则是有贺长雄在《观弈闲评》未能对草宪工作发生影响的情况下,针对当年10月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直接发出的攻击,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争斗的产物.以往研究者将其与1915年秋才发表的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相提并论,说它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之作,是完全错误的.此时的袁世凯应当说尚以实行总统制为直接诉求,并未想放弃民主共和.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却大大失望了。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自1879年今义的"共和"进入汉语世界,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共和"的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所指能指因人而异。与通常认为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学说以及相关观念的引进,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产生广泛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的结果。可是,正当共和思潮勃发之际,中国新党和海外华人内斗的现实、美洲共和制各国的弊病、列强争霸的大势以及重新解读相关学理等因素交相作用,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宣布告别共和,一步退至开明专制。梁启超虽然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但其对于青年的鼓动激励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司马迁社会思想与时代的选择

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史记》堪称是一部具有久远价值的不朽著作。封建时代不少进步学者把它视为著述的楷模,近代主张输入西方新学和倡导“史学革命”的梁启超称书中“常有国民意识”;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直至今天,处在改革与开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仍然一再从其《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总结司马迁主张发展商业交换、鼓励人们自由致富的思想,从中吸取营养。《史记》具有如此久远生命力的秘密,我认为,在于司马迁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思想体系,表达了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寄托本人进步的社会理想,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所以才能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炼,而更加显示出其     

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本文着重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使“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学说从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实际上成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行者。可以说,因辛亥革命而昌盛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观念作为民国初期政府整合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意识形态,对边疆地方的民族国家之认同影响极深。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刘军宁 我是独立个体户

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领军人物,他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试论古代的民主与共和

试论古代的民主与共和施治生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思想源远流长,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①从词源学来说,古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ια（民主）,是由δημοζ（人民）和κρατοζ...     

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不无紧张的独立路径,这既是其“党报”性质使然,也显示出该报的过渡特征。     

孙中山主动接受新闻监督

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新闻事业,早在兴中会成立以前,他就进行过积极的报刊活动,并充分地肯定了现代报刊在开启民智、阐述新理论及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他主张中国要像西方国家一样,大办“学会”和“学报”,以“推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工作,他还亲自撰写《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之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始终以国民公仆自居,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从“怀旧与破旧”到“改良与复古”——《明夷待访录》另一种解读

明末清初史家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以其强有力的专制主义批判精神与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而备受瞩目。但他的这些思想背后,却又隐含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进而使得他的很多社会治理思想显得颇具理想化与复古性,不具现实性。其中折射出他从“怀旧与破旧”到“改良与复古”的思想轨迹。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显示出黄宗羲思想意识里,既有反映时代变化的反专制民主意识,也有封建传统儒家正宗思想。而这正是其所处传统与现实相纠结的时代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