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突破性成果之一。河姆渡文化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稻作遗存引起海内外考古、历史、建筑、农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极大关注,被推选为“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我旧东南沿海,面向海洋,作为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重要一环,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已成为研究东南亚群岛和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发源的关键课题。本文试就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问题作一讨论。     

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迎接河姆渡遗址发掘20周年,充分展示关于河姆渡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由浙江省文化厅、宁波市政府、余姚市政府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4月22～26日在浙江省余姚市举行。来自国内20余所科研机构、大学和日本有影响的考古、历史、农业、气象专家、学者60余人就河姆渡文化的时间分期、空间分布、内涵特征、与毗邻史前文     

2022年北京冬奥场馆周边长城考古工作述评

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场所在地北京市和张家口市是长城资源重要分布区。其长城资源的保存状态、长度、类型、时代及布局特点均很突出。两地的长城考古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多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长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基础工作薄弱,成果学术性不强,对长城保护与展示利用工作尚不能形成支撑。而冬奥会的基本建设将在很大程度影响长城遗迹和景观的保护。两地文物部门应以冬奥会的基本建设为契机,依托长城文化带建设,组织长城资源补充调查与认定,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开展面向保护利用的前期考古勘探、价值研究、长城建筑与古代工程管理制度研究等,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指导后续的长城保护实践。     

发刊词

《东南文化》在各级领导和海内学人的大力支持下创刊了。她是江苏省考古学会、博物馆学会、民俗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其前身是1978年创办的内部刊物《文博通讯》。 本刊名曰“东南文化”,是因为她诞生在祖国的东南,又将以研究探讨祖国东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考古发现证明,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孕育产生过“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     

“全国第十二届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研讨会” 在西安召开

2012年8月14日至16日,“全国第十二届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委员会、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委员会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研讨会主题是考古与文物保护中的科技问题,主要涉及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古代墓葬壁画保护、彩绘陶器保护、砖石质文物保护、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保护与修复等。陕西考古研究院杨军昌介绍了他们近年来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了国内壁画的现场搬迁和保护;陕西师范大学李玉虎介绍了汶川地震中老照片、电影胶片划痕修复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大学技术龚德才介绍了“古代纺织品碳化分析”等。另外,进行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土遗址保护”、“壁画保护”、“纺织品／纸质／漆器保护”“金属保护”、“石质文物保护／彩绘颜料研究”五个专题的研讨。与会者就目前国内外保护研究的发展趋势、各类文物保护新方法、新材料以及目前中国文物保护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展开了讨论。     

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关系简论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分布于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上的两支原始文化.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是浙江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1973年,第一次发掘河姆渡遗址后认为“河姆渡遗址有四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堆积,在文化面貌上,第三四文化层有别于我省以前发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文化类型,因此我们暂将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第二文化层的时代和面貌相当于嘉兴马家浜和吴县邱城下层,第一文化层相当于吴县邱城中层和崧泽中层墓地”.这一认识在考古界、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尚有坚持此论者.1977年冬到1978年春的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期发掘,修正了以前的看法,认为“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的器物共性较多,有它统一的风格,但在某些器物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说明了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河姆渡     

近十年中国学术界关于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述论

统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匈奴族聚居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近十年来,统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本文从统万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新发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及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遗址聚落考古中的实践与收获——以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区域系统调查是当前聚落考古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通过对地处成都平原西南山地高山古城遗址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与社会形态的研究,并为今后成都大遗址考古和古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基础材料与实践范例。本文对高山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和相关思考进行回顾,以期为相关大遗址研究提供启示。     

河姆渡文化研究的里程碑——评《河姆渡文化初探》

最近喜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林华东先生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28万字),深感这是一本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好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自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来,至今已确立文化类型数十种之多,但是,关于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专著却很少,而综合研究正是当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之急需,是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之关键.河姆渡文化自1973年发现以来,以其地处杭州湾以南及时代之早、内涵之丰富震动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及历史学界.迄今近二十年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研究的论文纷纷问     

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明孝陵为例

科学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助于揭示遗产对象的真实面貌、历史细节、年代特征、独特内涵和演变过程,进而提炼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助力申遗行动,也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及其可持续发展。明孝陵这一案例说明了考古发掘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其保护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申遗成功后,考古发掘及遗产研究、遗产教育等工作仍需继续加强。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以城坝遗址为例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型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模式,如何做好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巴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成为当下四川文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城坝遗址的发现为川东地区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然而,当前城坝遗址还存在着资源调查不足、力量整合不足、管理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欠缺等一些问题,要根据城坝遗址现有状况制定有效的方案,形成有效的规划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得到最大的保护利用。     

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个观念变迁的历史检讨

探索发现和珍赏古代遗存,是人类一种古老的传统和情感。与考古有关的关于古代遗存的观念,大致经过了古玩、文物、文化遗产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中考古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范式。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不仅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也需要调整程序与范式,在学术之外关注考古知识的普及,在发掘研究之外关注古代遗存的调查、价值评估及保护与利用的规划和实践,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出贡献,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出土遗物现场应急处置方法

近些年来,考古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利用何种方法手段去处置和保护,使这些珍贵的遗迹和遗物有效地保存下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介绍了一些对考古出土遗迹和遗物有效的处置保护措施与方法,为考古学科的开展和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翔实的实物资料。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历程及认识

郑州商代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但由于以城垣和宫殿区为代表的各项遗址缺乏普通意义上的观赏价值,加之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区,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突出,保护难度较大。因此,强化积极保护原则,在城垣本体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展示利用,建设融考古发掘研究、遗址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意义重大。     

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有报道。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发掘过程中,采取舱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CO_(2)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宁波市奉化区下王渡遗址第Ⅲ发掘区发掘简报

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等单位对宁波市奉化区下王渡遗址第Ⅲ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初步确认该地点的文化堆积以河姆渡文化遗存和良渚文化遗存为主。通过发掘,我们认为该遗址为完善宁波地区史前遗址的空间分布和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安阳殷墟——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成功典范

河南省安阳市对世界文化遗产殷墟遗址,进行有效保护、重点展示、合理利用,使殷墟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有效地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为中国大遗址的考古、保护、展示树立了典范。     

河姆渡文化蝶形器再研究

蝶形器是一种仅见于河姆渡文化的特殊器物。它们一般出土于文化层内,并且没有可资证明的附属构件,故其原始用途也就不容易明确。以前虽有许多学者对其名称、用途等问题作过各种探讨,但至今仍是意见纷纷①。本文拟从观察分析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器形特征和纹饰等人手,以探求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一、蝶形器的形制及其演变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石质。木质和象牙质蝶形器20件③,它们的“器形基本类似,共同特征是：外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缘圆弧”o。宋兆群先生将其分成立鸟形和飞鸟形两种④。其实,根据我们对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