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

保甲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制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在清代有徐栋所辑《保甲书》,20世纪30到40年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研究、谈论保甲制度的高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甲制度的研究比较长时间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陆续有专门的文章发表,可喜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出现了由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新资料得到发掘和运用,研究范围和视角得到拓展等新趋势。但就目前来讲,民国时期保甲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系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基于性别制度的中国城市结构的历史演变

本文从中国性别制度和城市结构的历史变迁出发,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四个历史阶段的女性生活和城市特征进行考察,分析了不同的性别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即:以及在不同的性别制度下女性社会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体现,即:集权制城市中女性空间的附属性、二元城市中女性空间的隔离性、单位制城市中性别空间的同一性、消费性城市中女性空间的主导性。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女性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空间结构演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张济顺保甲制度在中国曾是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上海开埠前实行过保甲制度,不过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然而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这座充满近代气息的都市社会里复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去探讨这样一些问题：４０年代...     

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

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根据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提出了"首要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英国学派对界定国际社会和阐释世界历史变迁标准的一个特殊贡献。首要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深刻的、不断演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次要制度与之不同,它是被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在定义首要制度及其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后,人们就可以进而关注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以首要制度的变迁为基准,对现代国际社会进行一个简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最后,反思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理念和更趋于核心—边缘的现实结构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中,西方核心和其他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共享各种制度和存有各种分歧。     

试论保甲制的演变及其作用

试论保甲制的演变及其作用罗远道保甲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和历代的亭里制、里正制、保正制、里甲制一脉相承的封建政权乡村基层机构。它作为中国封建政权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里甲衰弱引起摇役制度变革...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浅谈印度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历史上,也曾存在过种姓制度,但印度种姓制度最完整、最森严,存在的时间最久。种姓制度不但奴役、残害了广大劳动者,而且也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直到今天,它对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方面仍有很大影响。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农民对保甲制度的心态主要表现为疑惧、变通、敷衍和紧张。为此,江苏省政府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一是通过政府机关、教育团体和士绅等向农民宣传办理保甲是为了"团结好人,清除坏人";二是推动县长下乡督导保甲的编查;三是通过多种场合关注和优待年长乡镇保甲长;四是宣传报道保甲奖惩的事例。这些应对措施增强了农民对保甲制度的认知,促进了农民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然而,上述措施无力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尊严问题,反而助长了绅权政治的固化,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疏离感。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的研究,有助于呈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面性。     

民俗文化与制度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

地方庙宇的发展变迁是讨论当代社会公共场域演进的必要议题。当代北京东岳庙的变迁历程展现了"民俗博物馆化"和"制度宗教化"两条演化脉络,再生的博物馆与宗教组织分别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译解着传统,对空间进行重构。两条脉络在同一空间里的交流与合作、碰撞与冲突,既映射着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路向,也关联着不同的科层治理结构和组织权责,体现了对"国家"的路径依赖。从庙宇的演进历程中,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公共空间变迁与重组复杂机制的视角。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述评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述评朱德新保甲制度原为封建君主专制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管理体制,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它滥筋于西周,完备于宋代,明清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除１９０８年至１９３７年期间,有些地方有过喧嚣一时的“地方自治”活动,对保甲制度造成了影响外,此后...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制度及其体制构成的制度体系,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以来最先进最进步的制度形态。在新的历史转型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创新与完善,具有明确的实践创新逻辑、价值目标指向,并遵循一定的规定性原则,充分展示其整体优势和系统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创新逻辑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与选择的历史产物,但仍要在时代发展变迁历程中保持自我创新、修整与完善的自觉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政治制度创新、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制度创新、社会制度创新、生态制度创新等作为制度整体创新的价值目标指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功能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一个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动态过程,无论怎样创新发展,都需要遵循明晰的自我规定性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特质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公平正义原则等。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当代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演进及反思

当代中国城市低保制度从1993年起,经历了初创及试点、正式确立及全面实施、应保尽保、规范管理和全面法制化五个阶段。随着该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操作程序的不断规范,城市低保制度开创了一种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社会救助新模式,对保障城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都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城市低保工作呈现出保障人数大体稳定、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该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需要结合国际扶贫的新模式和当前我国的低保工作的实践进行完善和创新。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民初国会失败原因再探讨

民初建立的包括国会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模式的成败取决于提供制度变迁的权力主体是否具有权威和理想。这一制度第一供给主体是南京临时政府,他们有理想但缺少权威,第二供给主体是北京政府,他们有权威但无理想。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生活中限制个人独裁、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措施,就无法成功地在中国运行。制度需求的缺失也是造成国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乌鲁木齐市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建立街道人民政权始末

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一直是新疆省会,称为迪化。1934年迪化设市政府,但正式设市时间是1945年11月。解放前,迪化同其他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城市一样,社会基层建有封建保甲制度,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迪化的封建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工具。对作为反动政权根基的封建保甲制度,解放后人民政府予以彻底废除,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迪化建立封建保甲制度始于1937年,当时在迪化市政委员会管辖区域建立了15个镇114保。在1943年以前,由于封建军阀盛世才…     

国外城市非正规性研究进展及启示

21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界认为大部分城市发展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城市理论也将产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而城市非正规性是其主要特征。本文首先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具有对"二元主义"的超越,"传统"非正规研究的超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3个特征,并明晰了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内涵是一种管治模式;其次,认为制度变迁和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之间的焦距在于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等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城市非正规性互补式、补充式和让步式3种主要类型;最后,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总结了非正规性在中国形成的根源,并提出非正规性可以理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非正规实践及非正规制度蕴含制度创新的启示。     

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研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重构于20世纪40年代,绵延不绝的战争始终与其风雨同行。抗战爆发后,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而乡镇保甲长迫于各种压力,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但抗战的正义性并未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乡镇保甲长在征兵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国时期频繁的保甲诉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镇保甲长群体的劣化及普通民众对乡镇保甲长的极端不信任。追寻民国乡镇保甲长备受诟病的历史内因,则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连年的战争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