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佛教考

从事吐谷浑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吐谷浑与其周边政权一样信奉佛教。本文对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吐谷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佛教的传播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不过因环境的限制,佛教在吐谷浑并未能广泛流传,因此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十分有限。     

浅论佛儒道三教之融合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本土传播,在最初的传入过程中主动与儒道结合,由于佛道儒三教本身又有某些契合和互补之处,所以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与儒道的融合史。     

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

佛教及佛教石窟寺是古代印度与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最能反映东西交流的文化及文化遗存。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自公元2～3世纪也开始了佛教艺术的创作。但在较长的时期内（1～4世纪）,中国内地的佛教艺术一直受印度的影响,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四川及南方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明显受到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影响。     

浙江在佛教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中的重要作用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为在中国的生存不断地修改、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走中国化的道路,并成功地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西汉末至东晋,佛教在汉朝依附于方术,在魏晋时依附于玄学,东晋以后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引发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之间的冲突;隋唐以后,佛教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并出现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宋朝以后,佛教完全融于中国文化之中,形成宋明理学[1]。依照汤一介的观点,佛教能成功地溶入中国文化,是由于中国文化双向选择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外传佛教华化的过程…     

大藏经及其源流

一、《大藏经》的问世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四世纪,因对教义、戒律产生分歧,佛教教团内部分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上座部遵守原始佛教教义、戒律,而大众部则有所改革和创新,并将教主佛陀神圣化。公元一世纪,从印度南部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大乘是梵文的意译,音译为摩诃衍那——摩诃是“大”的意思,衍那是“道路”的意思,大乘之意就是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达到菩提涅槃之彼岸,成就佛果。大乘佛教贬称原始     

唐代文物和文化

中国分为南、北朝,是在诸侯割据的五六世纪,南北朝是中国在社会混乱状态中产生了新的精神的时期,从历史上虽然可以概观道教的确立和佛教的扎根,但是从物上观察,更能清楚地发现佛教错综复杂的精神活动和面向新时代的社会苗头,在视觉上可使我们看到深蕴其间,象征精神纠葛的佛教雕刻造形。     

世界佛教密乘研究学会(筹)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签订学术合作意愿书

2009年8月17日,台湾世界佛教密乘研究学会（筹）一行十人来敦煌学研究所交流考察。考察团成员有尚品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世界佛教密乘研究学会筹备处主任委员廖玉存上师,国立中正大学企业管理博士、世界佛教密乘研究学会筹备处筹备委员邓盈嘉上师,世界佛教密乘研究学会筹备处筹备委员兼公关林益春上师、香港浸会大学吴有能教授等。     

云冈石窟菩萨像的宝冠和服饰佩饰

菩萨,全名为菩提萨锤(Bodhisattra)。梵语菩提,意为觉悟,萨堙意为众生,以示既能自觉本性,又能普渡众生。这是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菩萨形象在宣扬大乘佛教的美术雕刻和绘画中,不仅数量大而且表现出装饰上(包括服饰和佩饰)的丰富多彩。在佛教中,菩萨是被崇拜和歌颂对象,但其地位又不及佛陀,是与世俗社会更加接近的人物。因而,人们在塑造他们时,一方面     

北魏平城佛教艺术与后秦长安的关系

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昙曜五窟,属北魏前五位帝王的功德窟。北魏统治者能聚集如此财力与智慧来营造这项巨制,是与其在北方兼并战争中所获得的人力、物力、财力分不开的,其中来自原后秦首都长安地区的工匠与佛教神祇人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十六国后期的后秦长安是北方的政治与佛教中心,其佛教来自西域,主要继承发展着西域大乘佛教因素。在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发现的大乘佛教题材的西秦国塑像与壁画,可看作是后秦长安影响的结果。昙曜五窟的开凿,主要继承着太武帝毁佛前的北魏佛教传统,包括来自后秦长安的佛教传统,可从昙曜五窟造像和大同新发现的北魏石椁板上的佛画与炳灵寺169窟西秦塑像、壁画的相似性了解到。这种相似性体现了北魏对后秦长安佛教的继承,从而影响到了昙曜五窟的造像内容与风格。     

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

佛教能在日本迅速传播并成为国教,主要得益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他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确立佛教在日本的地位;二、兴建佛寺、像塔,翻译佛经、广度僧尼;三、广招中朝僧尼前来日本授法,派遣隋使到中国大陆吸纳以佛教为主的先进文化,为日本古代文明的前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威猛护卫金刚轮

此金刚轮图符呈圆形,图符中心为一金刚杵法器,此法器原为印度教雨神因陀罗（后为佛教中帝释）的象征,含有“霹雳”（能辟开一切愚昧无知）,“金刚石”（能摧破一切恶魔）之意,佛教密宗用它来表示坚利之智,是断烦恼,伏恶魔的法器。     

关于维摩诘故事的随想

《维摩诘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也是一部颇具艺术魅力的佛教文学作品。此书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由后秦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译成汉语。随即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唐末以后却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维摩诘故事的盛衰嬗变,很能说明印度佛教文     

浅析金代佛教在上京地区的传播及发展

从我国佛教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在金代时,佛教在上京地区得以广泛的传播,虽然金代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并不具有十分重要性,但其佛教与南宋相比具有自身的堵多特点,所以文章通过对金初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金代上京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五星俑研究

1978年底,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中出土一组定名为五星俑的神怪俑。五星俑的形象与佛教中的五星形象基本一致,墓葬中的五星俑及佛像组合也与炽盛光佛图像组合相似,墓葬中随葬的五星俑应属佛教系统。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流行,人们认为供奉炽盛光佛能达到"禳灾祈福"的效果,墓葬中随葬五星俑应该是佛教信仰在墓葬习俗中的反映。     

导游峨眉山之普贤道场

峨眉山的佛教历史峨眉山佛教历史悠久,公元一世纪,印度佛教传入峨眉山;西晋和南北朝为峨眉山佛教奠基阶段;唐朝,峨眉山佛教初具规模,为佛教名山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两宋时期,是峨眉山佛教的发展阶段;延至明清达到鼎盛。普贤菩萨     

从早期雕像看印度佛教的像教崇拜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而以佛教的传播最广、影响最深。佛教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创建於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不仅以其浩繁庞杂的经、律、论三藏著称於世,而且也以其优美的完整的造型艺术流传至今。迄今为止,还没有那一种宗教能与之相媲美。由於它自身“像教”特点和表现形式,所以从诞生起,就打上了一层阶级的神秘主义的信仰烙印。以至左右着     

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及其启示

本文研究了历史时期佛教旅游发展以及佛教寺院作为旅游吸引物功能转换过程。研究认为佛教旅游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旅游活动形式之一,在不同发展时期,佛教旅游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内涵。佛教寺院在满足日常宗教活动同时,也采取"顺俗"措施,其作为佛教旅游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各项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历史时期佛教旅游发展对现代宗教旅游开发有着重要启示:本质上现代佛教旅游是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和延续;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需求是佛教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调整佛教寺院旅游功能是促进佛教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