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

一人们常说汉族或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并自豪,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发达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的象征性代表性远祖;他们既是远古的传说人物,同时也是人类所有共同体社会心态的普遍反映。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开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较详的描写了黄帝的史迹,虽然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基本上肯定了作为华夏共同体远祖之一——黄帝,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青铜器古代中国文献认为,中国当然从历史一开始就使用青铜器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便懂得青铜器的使用。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枚之金,铸九鼎。”古人把青铜称作“金”,而不是“青铜。”     

中国需要恢复“黄帝纪年”吗？

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以黄帝纪年作为中国国家纪年,意义重于泰山:于民而言,黄帝纪年能够让国人在学习历史时不再以耶稣诞生作为划分的标准,可以使炎黄子孙在了解自己民族的文明时感受到亲切的年代记忆;于国而言,黄帝纪年有利于团结全球华人,并极大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力和国际地位。如果有人问:“请问今年的纪年时间是什么?”希望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大声回答:黄帝纪年4705年,西元2007年!     

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图解

温庭筠《菩萨蛮》或《菩萨鬘》“小山重叠金明灭”中“小山”二字,学人始终未得确解。经过结合有关献内容,特别是壁画资料进行的讨论,理解“小山重叠金明灭”诗意,应当更倾向于这种认识：“小山”形容“高髻”。“重叠”,形容“玲珑云髻生花样”的形式。而所谓“金明灭”,则形象地描述了“玉梳钿朵”、“宝梳金钿筐”一类髻饰当“整顿舞衣”“动摇歌扇”时,“随步”“逐风”,从不同角度反射四面来光而晶莹闪烁的生动情景。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 ,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 ,往往是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 ,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 ,曾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 ,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 ,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 ,表面上首尾一贯 ,其实是一个混合语 ,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为了土族文化的薪火相传——记土族学者席元麟教授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一个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标志。上古之时,人类没有文字,所以结绳记事,直到古代中国和美洲玛雅文明时代,人类才有了文字。黄帝的史官仓颉将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挖掘、整理,后人将其称为“造字圣人”。由此,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中国的历史也就掀开了一段辉煌的历程。     

敦煌民间少女妆扮风俗

一、敦煌少女发型 在民间妆扮中,少女束发梳髻,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县志说清代时的敦煌“女子未嫁垂发辫,嫁始束发梳髻”。这种风俗和现代大略相同。姑娘未出嫁前梳辫子,一结婚便剪了辫子烫头发。但在唐代却不同,唐代敦煌民间秉承的是汉代遗风。《礼记·内则》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以簪结发梳髻表示到了成年,叫“笄”。因此束发梳髻是一切成年少女的象征。到了梳髻的“笄年”,民间少女便打扮得殷勤了,莫高窟壁画上已有反映。如在中唐的弥勒变中,有一个农妇就是梳了个高髻在那里劳动,卷着袖子挥手撒种,说明劳动前也要简单打扮一下。敦煌曲子词中也有反映:“忆昔笄年,未省离阁,生长深闺苑。闲凭着绣床,时拈金针,拟貌舞凤飞鸾,对妆台重整娇姿面。”(《倾杯乐》)伯二八三八《竹枝子》里还作了这样的描写:“颜容二     

重庆江北明墓出土的一支金钗

重庆江北大竹林明墓出土的一支金钗,是明代首饰的精品之一,它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依其式样,可知这是用于插在鬓边即鬏髻两侧的掩鬓（图1）。女子首饰的插戴方式,明代与此前相比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以簪为主,围绕罩在发髻上面的鬏髻而插戴。前面当心的一支名挑心,前后口沿各簪一支名分心,插在鬏髻两侧的即为掩鬓。     

黄帝三百年

“黄帝三百年”,极言寿之高。黄帝并非神仙,何以寿迈三纪,现代人不明白,恐怕古人也是雾里看花。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 孔子曰‘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并未神化黄帝,而是正确分析了他受人尊敬的原因。黄帝是四千多年前中原涿鹿一带部落的首领,英明绝伦,深孚众望。他教导人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发明了修船、造车、筑宫室的方法,使居有室、行有具;他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使人     

辛亥革命时期"黄帝子孙"称谓的错位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出于排满反清的需要,将原本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成员的“黄帝子孙“这一称谓,改变成汉族人的同义语,造成了“黄帝子孙“称谓的严重错位.这种错位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但却不利于反帝反封建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抗拒与屈从：自梳女对婚姻的矛盾心态

女子自梳是盛行于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特殊婚嫁习俗。中国旧时,未嫁女子的发式为梳辫,已嫁则为梳髻,一般在出嫁当日,由母亲或大妗姐等长辈为其改梳云髻,以示身份的转变。近代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女子,为抵抗封建婚姻的束缚,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后,毅然选择独身终老。和出嫁一样,她们也通过一系列独特的仪式,白行易辫为髻,以此向社会表明不言婚嫁的决心,这种仪式被称作“自梳”或“梳起”,梳起的女子被称为“自梳女”。     

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

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1926年就提出了“四个打破”,这是对传统古史观决裂的宣言书。中国史学研究正是由此而进入了“疑古时代”。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新意。其实在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具体地说,是要把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为此,才提出所谓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为《五帝德》、《帝系姓》等古籍翻案。实际上,无论是不断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还是地下出土的简牍资料,都不断证明“四个打破”是中国古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帝系姓》和《五帝德》这样的作品,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翻案的前景。所以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而应该在信古时代寿终正寝后,还要继续坚持疑古、释古并重的方针,来重建真实的中国古史。     

“天下兴亡,匹妇也有责焉“——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思辩

妇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到近代的妇女解放问题的提出,乃至时下出现的“妇女回家论”或“阶段就业论”,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女性课题的改变,以及隐藏在其后面的女性地位的变化。回顾百余年来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分析其演变轨迹,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当今妇女问题的有关论点。     

古代官员如何带薪休假

中国的官员带薪休假制度由来已久,大约自汉代起,各级官吏便规定每五天休息一日,称“五日休”。唐代改为“旬休”,即每十天休息一日。古代的这一例行休侣日还俗称为“休沐”。所谓“休沐”,即洗头、洗澡。古代官吏蓄发梳髻,头发太长,洗一回很费力,《楚辞》中即有男子洗了头在太阳底下“唏（晒）发”的描写。     

名胜·名木·名人

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内,有一株高约19米的古柏,下围10多米,7人合抱有余,为群柏之冠。这就是著名的“黄陵古柏”,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相传为黄帝轩辕氏手植,俗称“黄帝手植柏”。     

中国首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0年 1 0月 5日至 8日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首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缙云县仙都风景区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30余位中国先秦史知名学者与会。中国人向以炎黄子孙自称 ,黄帝 ,作为传说英雄 ,在古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 ,而《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 ,其中还提到黄帝与炎帝的关系。在《史记》以前 ,《国语》、《左传》、《逸周书》、《大戴礼记》、《庄子》、《韩非子》、《山海经》等 ,都有关于黄帝的记载 ,东周时期的青铜器陈侯因敦铭文也有“高…     

清末革命派尊黄现象述论

清末革命派尊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推崇黄帝为国魂,使用黄帝纪年,谒祭黄帝陵,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尊黄高潮。革命派尊黄的直接动因是“驱除鞑虏”,思想基础是“夷夏之防”,深层需求是“抵制欧化”。尊黄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扭曲了“黄帝子孙”称谓的本意,客观上冲淡了反帝反封建,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有一定的短期性和消极性。     

浙中地区中医药文化遗迹探源

兰溪地处“三江之汇”、“六水之腰”,为全国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素有“兰溪药乡”、“诸葛药帮”之美誉,而诸葛中医药文化的源头,也往往只追溯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诸葛亮为止。本文通过对散落在钱塘江上游的葛洪文化遗存的考察,及对中国道教文化名山——金华山与黄帝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将兰溪医药文化的源头追溯到黄帝时期。     

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此文为纪念罗荣渠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

一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没有“世界史”(即“外国史”)这个概念①。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天下”只有一个,“外国”的观念难以存在。虽然中国古代史书中也有关于“蛮夷”甚至“外国”的记载,但它们多是记录地域物产、世风民俗的,其中还有许多是道听途说,并不是确定意义上的“外国历史”。“蛮夷传”或“外国传”基本上是破碎的、片段的,并非对“外国”历史做认真的整理。“外国史”的意识是在19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的,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人慢慢地意识到在他们周围有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变得对他们越来越不利,…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