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朝天门灵石题记

据清代王尔鉴《巴县志》载，灵石“在朝天门汉江（即嘉陵江）水底石盘上，碑形天成，见则丰年，一名雍（义）熙碑，一名灵石。”灵石又称“丰年碑”。1972年年初枯水季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调查水位时，发现朝天门左面有长约200米的石梁延伸江心，分隔两江之水，灵石题刻即位于石梁中部水下石盘上。由于当年长江的水位不低，灵石题刻尚未露出水面，故无法捶拓、记录。但据被访问的老船工讲，他们早年都曾亲见，并能指出题刻所在地点。近年来因泥沙淤积，灵石题记亦未曾因枯水露出江面，故无从察勘。《巴县志…     

陕西北魏道(佛)教造像碑、石类型和形象造型探究

海内外现在保存的北魏造像碑、石,这些作品产生的地域,几乎都是出在陕西。从题刻可知其出土地点：（1）是从耀县出土的,例如最早的魏文朗始光元年（？424）道（佛）造像碑。（2）是从陕西泾阳出土的,一例为“太和廿三年”（499）“咸阳郡石安县”的道教龛像;一例为张相队“延昌二年”（513）造天尊像,《金石萃编》中记载是出自于陕西泾阳。     

治理长江的历史丰碑

炎黄子孙,为征服长江洪水,兴修水利,留下了不少遗迹。长江流域数不清的丰碑,记录了中国人民治理长江的经验,铭刻了他们战胜自然的功绩,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如黄陵庙的禹功碑,都江堰的“深淘滩,低作堰”碑,白鹤梁水下的石鱼题刻     

碑帖入砚亦风流

《金石索》云:“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所有用文字摹刻在石上的均可谓之石刻,碑仅为其中的一种。《说文》云:“碑,竖石也。”其中尤以汉碑最负盛名,其中不乏书法艺术的奇葩。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在汉隶书体中独树一帜,字体清秀俊美,笔势和畅,如行云流水,悠然飘逸,是我国汉代书法名碑之一。     

龙脊石题刻

龙脊石在云阳城南的江水之中,是南岸飞凤山北麓伸入长江后卷起的一绺沙盐石梁,夏秋之季没于水中,冬春枯水季节露出水面。古诗“形如卧龙古滩头,劈易长江两面流。水瘦水肥随出没,不知看过几行舟”就是它的形象描述。因为它形如一条巨龙潜于江中,而脊背外露于水面,故名龙脊石。龙脊石立于峡江之中,砥柱中流,洪涛奔腾于两侧,浪花飞溅于西     

绍兴禹庙窆石考

在绍兴市东南6公里的禹庙内,有一块高2米余的圆锥形石块,人称“窒石”.关于此石的来历、用途,以及最早题刻的年代、字数、字体等问题,历代众说纷坛.鲁迅先生1917年写了《会稽禹庙窆石考》,称此石为“碣”,认为“盖碣自秦以来有之,孙皓记功其上”.见地十分精辟,但似觉意犹未尽,故斗胆作狗尾续貂之笔.一、窆石的历史与现状1、窆石的位置窆石原在绍兴市西北20多公里的涂山禹庙内.《嘉泰会稽志》引《郡国志》:“涂山有石船,长一丈,云禹所乘者”.又引《十道四蕃志》“圣姑从海中乘石舟,张石兜帆至此,遂立     

李世民与唐碑

晋祠是一处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著名的旅游胜地,由于其固有的人文地理优势,创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除散见于各种历史典故中之外,主要体现于晋祠现存的文物和祠区内外的碑碣,其规模蔚为可观。晋祠保存有历代碑碣初略统计大约425通,除少数为唐宋时期的以外,大多是金元明清时期题刻的。随着历史的变迁,有的文存石亡或者字迹漫漶,有的成了断碑残碣。经千百年的沧桑变化,这些碑碣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其中尤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撰并书的《晋祠之铭并序》碑最为珍贵。《晋祠之铭并序》碑又称唐碑,陈列在晋祠唐叔虞祠东南隅的贞…     

川渝石窟摩崖题刻中的古代瘟疫资料辑考

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造像题记、经变题记、传记碑、诫誓碑等四类摩崖题刻中保存有一批与古代瘟疫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瘟疫的流行过程、病亡尸身处理、寺院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等若干方面,是佛教文化遗产中蕴藏的瘟疫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透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大致勾勒出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瘟疫与佛教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防控流行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新疆博物馆馆藏古钱币述略（续）

有关中世纪我国北方或西北地区对佛教的“末代”是如何认定之问题。我们亦进行过一番思考,并根据在北京房山雷音洞洞门左壁上之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静琬的一道题刻、敦煌写经题记一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岁次辛丑五月六日抄”的司马丰祖写《十方佛名》题记、1988年在辽宁朝阳北塔修缮中发现的三行题记和编号为S．5520和S．0529号的敦煌文书等,并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下年再转入末法的标准和回鹘与辽朝的佛教交往来考虑,就得出进入“末法时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051年的结论。     

彬县大佛寺石窟所见正史人物铭记

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开凿于唐高祖武德元年,是秦王李世民为悼念平定薛举之战而阵亡的将士所建。大佛洞、千佛洞、罗汉洞是其中的精华所在,都是初唐时期开凿,历经盛中晚唐完成的。大佛寺石窟中保存的历代碑刻题记颇多,晚清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是在收集了大佛寺石窟103条题记的基础上,撰写成了《邠州石室录》一书的。1996年6月间,笔者全面系统地调查了大佛寺石窟,抄录了所有近二百条的碑刻题记,发现其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题刻,有九位题刻人在正史中有传,一位曾被《宗室世系》表所提及,可补正史所载之缺。故在此特作专门介绍,以供史学研究者参考。     

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后代题刻初探

现存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唐代《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被世人称为"三绝碑"。自唐元和四年(809年)刻立后,就有人在该碑的碑阳、碑阴空隙处及碑侧进行题刻,现存唐、宋、明、清代15则题刻。这些题刻已成"三绝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丰富了"三绝碑"的历史研究、文物价值;记录了历代对诸葛亮的缅怀和敬仰,以及对唐碑的爱护,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对清官贤相的尊崇和期待。     

陕西碑版石刻及其分布特点

中国古代树碑立石的习俗,远起于三代。当时的碑石用于识时、辨向、栓牲和下棺。西汉之后,碑版石刻逐渐有了一定的形制。“臣之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见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名谓之碑也”(释名·释典艺)。东汉郑玄注《仪礼》:“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两千多年     

白鹿洞书院的摩崖题刻

在白鹿洞书院前的贯道溪两岸,现尚存摩崖题刻50余方。其中宋代9方,明代14方,清代9方,时代不明的18方。还有少数字迹不清无法辨识的题刻。一、朱熹题刻南宋朱善的题刻尚存5方,即“枕流”、“漱石”①、钓台”②、“敕白鹿洞书院”③、“白鹿洞”。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别号晦庵、晦翁,紫阳。江西婺源人,定居福建建阳。淳熙六年（1179年）知南康军（治今星子）,重建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对振兴白鹿洞书院有重大贡献。据清康熙五十七年毛德传《白鹿洞书院志》载：“隔溪水,截石亘,相切有声,石刻文公（即朱高）‘漱…     

石碑的来历

关于石碑的来历,古今有很多人都研究过,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供学人讨论。碑,《说文》注解说“竖石也”,就是指竖立在地上的石头。许氏为东汉初人,应是以当时所见而解释。许氏在释碣时说“特立之石”,并引“东海有碣石山”以说明,但没有注明两者的起源。古时已有碑,郑玄注     

唐《多宝塔碑》考跋

现存西安碑林的《大唐多宝塔感应碑》,系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四十四岁壮年时作,与其晚年所书之《麻姑仙坛记》、《中兴颂摩崖》、《颜氏家庙》等碑风格殊异,故尤为后世书家推崇。清儒王虚舟云:“公书以骨力健古为工,独此碑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其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毛凤枝尝谓:“此碑书法端整,无一懈笔;学楷隶者从此入手,可免欹仄倾斜之病,与欧阳率更《九成宫》,皆楷法中玉律金科也”;故钱大昕亦云:“公书模楷百代,独此碑后人尤嗜之,几于家有一本矣”。上引清儒所     

《郎君行记》碑考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简称《郎君行记碑》),位于陕西乾陵陵园内。碑文刻在无字碑阳面正中(实为该碑上题刻),碑文四周以五至十公分宽的线刻蔓草花纹边拦构成一个圭额、长方形身的碑面;碑额阴刻篆书坚行汉文文字,“大金皇     

关于新发现的韦皋碑记

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凌云大像碑记……韦皋撰文,记造佛之始末;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可见韦皋确实刻过碑。不知何故,南宋以后,人们认为这个碑毁了。《乐山县志》:“嘉州凌云大像记……碑毁已久,今寺门所立,乃明州牧魏瀚建。”估计明代成化年间嘉定知府魏瀚是依文献记载重刻此碑的。这个碑现在也找不到了。《嘉定府志》和《乐山县志》都收录有这篇珍贵的碑文。1945年(乙酉)凌云寺住持果静请乌尤寺遍能(宏     

吴郡登科题名碑研究

吴郡登科题名牌系宋代苏州进士题名碑.碑长1.80米,宽0.90米,厚0.22米,青石质地.碑额字体为篆字,碑文字体为正楷.碑阳系宋人题刻,共刻有从北宋端拱元年(988)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6)244个苏州登科进士姓名(见拓片).碑阴为元人所刻元代大书法家赵孟府书《平江路重修 苏州儒学记》.此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一、疑难考该碑系碑阳、碑阴双面刻.如刻于同一时代,这并不奇怪,因为“双面刻”古来就有之.但为什么碑阳为宋刻,而碑阴为元刻?这是本节试图说明     

乐山大佛南宋"天宁阁"碑质疑及新发现的"大像阁考"碑文探讨

相传乐山大佛胸前暗室中出土一块南宋“天宁阁”碑,但革后佚失。作走访了旧址,发现“天宁阁”碑年代应为清代,纠正了错误认识,并附录道光年间碑刻题记《重修东坡先生读书楼记》。     

抢救秦文的人们

耸立在泰山之巅的由丞相李斯篆写的《泰山刻石》,有“天下第一碑”之称。经年风雨剥蚀,国祚变幻,到宋代,223字的《泰山刻石》只剩下150 多个字,明代剩29字,清乾隆年间一场大火后,就剩下现存泰安岱庙2块残石上的10个残字了。 24史唯缺秦史,只能从秦代7碑中找到历史的见证,因它记载着秦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丰富资料。然而,这些秦碑除泰山碑残石10字,琅邪台刻石留有13行残字外,其余5碑已荡然无存。 为了抢救国宝,八十年代初,文化部批准了秦文研究所关于“研究恢复秦代七碑”的倡议,所长李文放,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李文放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