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晦 通窒 正假 纠偏——《<史记>解诂》述略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古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但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流传,抄写刻印,伪衍脱讹之处,比比皆是.研究《史记》的著述从魏晋以来,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史记》音义的书,传下来的却不多.先父吴国泰先生所著《〈史记〉解诂》(以下简称《解诂》)一书,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全书的词义进行了探讨,希望作到“为之晦者显之,窒者通之,叚者正之,三家之误解者纠之,书中夺讹及前人所不能解者斠补而宣明之”.(《解诂》自序).是一部难能可贵的有价值著作.今略述其要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喜读《东夷杂考》

李白凤著《东夷杂考》,已由齐鲁书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全书计二○一页,媵以《古铜韵语》六十绝句,末附唐兰三函,此为李氏遗著,三函亦唐氏绝笔。《杂考》所考古代东方鬲、鱼、曼、奄、蒲姑、徐六族、而冠以《汉族形成的前奏》代序,新颖可喜,功力亦深,实为研究史前及三代山东史志者之福音。史谓东夷,指活动在我国古代东方的夷族,亦称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王制》云:‘东方日夷’……夷有九种,日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欲居九夷见《论语·子罕》。注:“东方     

乃属大家之作——读评黄苇等著《方志学》

将曾经展读的自八十年代初先后问世的方志学著作比较,笔者以为由复旦大学黄苇先生邀集其复旦同道巴兆祥、孙平、姚金祥、褚赣生诸专家学者共同编著的《方志学》最具特色,乃属大家之作。傅振伦先生序是著,谓其“自成体系”,说其作者“或有称之为复旦学派未谓不当。”黄苇先生于该书前言中则道是著乃“全国普修方志的时代产物。     

晋侯稣钟铭■城之战地理考

晋侯稣钟铭所记战争是《国语.周语上》所说宣王丧南师并“料民于太原”之后进行的,晋侯稣钟铭所记城之战交战地点并非齐鲁的郓城一带,而在今河南中南部的“南国”钧台一带。本文并对夙夷及其有关地名进行了探讨。     

象祠考

近年在贵州省黔西县东部发现的象沉遗址,是古代水西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扑朔迷离,有必要对之作一番考证,以供研究和旅游开发参考。（一）象词的发现主要是受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所作的《象词记》启发,这篇文章因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入《古文观止》而流布天下。《象词记》起句即称：“灵博之山、有象沉焉。”这已经确定了象词的所在。那么,“灵博之山”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文中接着叙述“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调之。宣慰安君,因诺兹夷之请,新其词屋,而请记于予。”这说明建了象沉的“灵博之山”是在“诸苗夷”所居…     

当前凉山文博事业发展思路初探

一、凉山文物事业简况及发展优势凉山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历代中央王朝都在凉山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据史料记载：“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西汉武帝使司马相如“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邓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在凉山都先后设置了郡、州、司、府以及路、卫、厅、县等。凉山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汉、藏、回、蒙、苗等十余个少数民族,族是凉山的主体民族。凉山各民族都有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在加强民族地区文物保护工作中,我州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     

陈建及其《学蔀通辨》

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润,东莞人。其学术思想集中体现于所著《学蔀通辨》12卷。其著作之缘起,据清张夏《雒闽源流录》称：“嘉靖壬寅朝议进宗儒陆九渊于孔庙。时清润以进士令南闽,闻之,忧道统将移,学脉日紊,乃发愤著《学蘸通辨》以破王氏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其书批祸根于横浦,证变派于江门,而中间则详著朱陆始终不同之迹。阅七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陈东辉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因其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以下简称《义证》）,而与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并称为“说文四大家”。然而,后人对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很不平稳,其中关于段玉裁及其所著之《说文解字注》的论文最多,数量远超桂、朱、...     

关于季子学派

陈奇猷先生在校释《吕氏春秋》时,考证了该书各篇所属家派,发现春秋战国有不少被湮没了的家派,其中有一个季子学派,以前无人发现过,其理论很特殊。陈先生考定《务本》、《谕大》、《有度》、《分职》、《处方》、《慎小》、《务大》等为季子学派之作。笔者在探讨先秦诸子思想过程中认为陈先生此说可信。《荀子·成相》云:“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祥〕”。季子崇尚无为,荀子主张有为,两派的观点对立,荀子讥之为不祥,是理所当然的。荀子将季子与慎子、墨子、惠子同列于百家之中,可见先秦确乎存在一个季子学派。 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季子学派作过研究。笔者在陈先生的敦促下,就《吕氏春秋》和先秦有关文献中保存的季子学派的思想资料,作一初步分析。     

从语言的特征推断《周易》的编纂年代

关于《周易》的编纂年代,前人的研究,已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但意见并非一致。诸如,余永梁、顾颉刚主张《周易》作于西周初叶;陈梦家主张《周易》作于西周中叶。他们都是以周民族的历史、风俗制度以及书中卦爻辞所记史实为依的。陆侃主张《周易》“托始于周初,而写定于东周”,论据是:一、春秋时尚无定本,观《左传》所引与今本不同;二、《周易》辞句与东周文字相似,如“屯如邅如”,“贲如濡如”等,类似《小雅》、《国风》、《论语》中辞句。郭沫若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则从古书对勘断定“《周易》之编纂成书,实自孟子以后,战国晚年”。李镜池则主张《周     

《文选笺证》校误

《文选笺证》校误将立甫胡绍《文选笺证》是研究《文选》重要参考书之一,朱右曾序此书“旁搜互考,正讹纠谬”,“其有功于《文选》大矣”。骆鸿称“前此选学诸家所未有也”（《文选学》）。本书四十多万字,是胡绍呕心沥血之作,自称几易其稿,历数十年寒暑而成。在其生...     

今本《墨子》前七篇新考

本文通过对今本《墨子》前七篇的分析和研究,推断《亲士》、《修身》二篇当属墨子早年自著,而《所染》至《三辩》五篇则应为其早期门人弟子所记;并进一步探讨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墨子自著为何偏少、“兼爱”在墨子整个学说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究竟又是怎样的。     

凉山彝族漆器源于大方漆器试证

漆器,是彝族的传统用品和工艺品。在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尚处于农奴制阶段,生产力相当落后。但漆器工艺敢却独树一帜,在制造工艺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凉山彝族漆器以它古朴厚重的造型,鲜快明艳的色彩,自然写实的纹饰,耐腐蚀和保鲜的一系列特点构成它的显著特征。明代的文献《九夷考》记载：“探移用木碗木构,筷用竹签”。清代所著的《西昌县志》则记载保“食汤用长柄木匙,盛菜之碗皆刳木为之,颇似古之篷豆　　．内外深以漆,外绘黄红色之古式花纹。”《昭觉县志稿》也说保“近古者席地而坐,食具用木,故如敦红漆饰以金灼如之。…     

《抚处濠镜澳夷疏》所见粤澳关系考

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向为研治早期粤澳关系之重要文献，收于其所著《百可亭摘稿·奏议》[1]卷一（中山大学图书馆现藏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庞英山刻本）。庞尚鹏，《明史》有传，称“庞尚鹏，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江西乐平知县，擢御史”，又“改按浙江，民苦徭役。     

《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

鸟夷,最早见于《禹贡》“九州篇”,其“冀州”条下载:“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千百年来,对鸟夷地望的考证有很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有:《集解》云:“郑玄曰鸟夷,东方之民”,泛指东方边远地带的居族;清代大学者胡渭则以今日本、朝鲜等地当之;郭沫若先生认为鸟夷在今渤海湾西岸一带。其中尤以郭老的意见影响最大。看各家对鸟夷的考证,都     

象词者群·东夷之舜与彝族无涉

有人将古代之“东夷”视为今彝族之一支，因《孟子·离娄》曾称：“舜，东夷之人也”，认为此处之“夷”即今天彝族之“彝”，因此，作为舜弟的象自应为彝族先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按，先秦时期所称之蛮、戎、夷、狄，均系当时华夏对周边其他民族的泛称，商、周时所谓“东夷”，包括莱夷、任、宿、须。句、颛臾、邾、莒、小邾、杞、介、郊、根牟等部落方国，其具体地域则包括今山东、苏北、豫西北一带，实即历史上商族之各部。查《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客”下，晋葛理注谓！”俊亦‘舜’字，字假借音也。”又《帝王世纪》…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卫宣公烝     

有关吴国国君在位年代问题

春秋后期,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曾赫赫一时,然史籍记载其国君错乱乖误之处颇多,今就在位年代,缕述如下,以供参考.一、余祭和余眛的在位年代.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王余祭(一作“戴吴”、“句余”)自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至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在位17年;吴王余眛(一作“余昧”、“夷末”、“夷眛”)自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至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在位4年,《中国历史纪年》即以此为依据编辑该二国君纪年,其后《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均因袭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部分)于公元前531年条下书作“吴王余祭死,在位17年”,注中说:“《春秋》谓余祭于公元前544年被阍所杀.此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又于公元前     

松本真澄著作《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评介

《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以下简称《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是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历经多年研究,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撰而成。该书于1999年由日本多贺出版社出版,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鲁忠慧翻译的中文版。     

方志评论的历史传统及其继承与发展

当代正在志坛风行的方志评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稽查书籍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等人对魏晋以来地记之类志书的批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所纂述的方志,存在了“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的弊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自序里,也指出了“尚古远者或按搜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的积弊.著名史学评议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一书中,对旧史志失实和浮夸之处,对志书的诸多缺失,也曾样加评论,多所指陈.他批评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有的“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这些事实表明;唐代已开了评论志书的风气之先.从所评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方志评论,形式限于概括性的统评,内容则多用指瑕说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