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牛街礼拜寺阿拉伯文墓碑来历质疑

一今北京牛街礼拜寺大厅南侧小跨院(俗称其地为"筛海坟")中,保存两方阿拉伯文墓碑,依东西排列,分别嵌于该跨院北墙,亦即寺中大厅之南山墙外壁上。十年动乱中,赖当时阿訇及穆斯林精心维护,迄今保存完整,字迹清晰。考此二碑之公世,实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已故尹伯清先生著《牛街礼拜寺说略》一文,第一次对该二阿文墓碑作了报道。其"重要建筑"节谓:"筛海坟在寺     

北京牛街礼拜寺两方阿拉伯文的古刻

北京广安门内牛街礼拜寺,是始建于辽金时代的古寺。在寺东南跨院里,有两座阿拉伯人的古墓: 1.东侧是阿哈默德·卭尔塔尼墓,墓碑全部阿拉伯文,高66、宽43厘米(图1)。 2.西侧是尔麻顿的尼之子阿礼墓,墓碑全部阿拉伯文,高66、宽38厘米(图2)。两位墓主人曾在元初来大都(即今北京)传教,寄     

张掖大佛寺藏明《重修弘仁寺碑记》相关问题述略

《重修弘仁寺碑记》现藏于张掖大佛寺,碑石断为两截,碑文撰写者穆来辅为宁夏中屯卫籍。碑文内容记载了明万历十八年都督同知张臣父子重修弘仁寺之事,并对张臣及其子张承允生平事迹亦有涉及,与《明史·张臣传》可以相互佐补。另外,碑文可以弥补河西方志中所阙载的内容。     

《河南现存的汉碑》一文的订补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前曾调查省境内现存的汉碑一文,在一九六四年《文物》五期刊载。其中有错误的,亦有须补充的,兹综述如下:李孟初碑原文云:“碑文隶书,文右题‘故宛令益州刺史□□字孟初神祠之碑。’”按:原文为“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下缺字孟初神祠之碑”(据《金石萃编》卷八)。现碑文益州刺史下模糊的两字为南郡,在原石上看得很清楚。原文又云:“碑文中‘劝农贼捕掾’一     

关于《苦峪城断碑》的年代

关于《苦峪城断碑》的年代马雅伦《苦峪城断碑》已佚,没有留下碑拓及照片,亦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辑录。目前学者引用碑文资料主要根据《甘州新志》及《陇右金石录》的部分文字记载摘录而成,李并成《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研究》一文认为碑为张议...     

广州海幢寺建设考

海幢寺前身是南汉千秋寺地。《广东通志》云：“海幢寺在河南,盖万松岭福场园地也。旧有千秋寺址,南汉所建,废为民居,僧光牟募于郭龙岳,稍加葺治,颜日‘海幢’”。千秋寺为南汉拱卫兴王府(广州城)28寺之一,属南七寺。     

谈志书中的过文

这里所谓"过文",是指志书分志中各种过渡性文字。"过文"概念是从中国古文论中移植过来的。传统文论中的"过文"是泛指连接两个层次和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过渡性文字。清唐彪说:"过文乃文章筋节所在。已发之意赖此收成,未发之意赖此开启……不然虽前后文极精工,亦减色矣。"(《读书作文谱》)有的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看法":文章有‘过文’,才能前后连贯。"     

明代永宁寺碑新探——基于整体丝绸之路的思考

明朝初年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几乎同时派遣内官亦失哈七上北海(今鄂霍次克海),建立奴儿干都司,敕建永宁寺,立碑两座:一为《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立于永乐十一年(1413);一为《重建永宁寺记》,立于宣德八年(1433),碑文反映了其时文化招抚政策的实施,开创了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新纪元。本文由亦失哈家族新资料的发现、永宁寺碑四种文字六字真言考和永宁寺碑与东北亚丝绸之路特点三部分组成,确证了亦失哈七上北海,永宁寺碑体现多元文化特征,并提出以北京为起点,明代卫所网络是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新样态。     

海幢寺与清代广州文人文化活动研究

正一、海幢寺概况海幢寺位于广州珠江南岸,濒临江水、交通便利、环境怡人,是清代广州著名佛教圣地。海幢寺早在南汉时期就已存在。清道光《广东通志》对海幢寺这样记载:"海幢寺在河南,盖万松岭福场园地也。旧版有千秋寺,南汉所建,废为民居,僧光牟募于郭龙岳,稍加葺治,颜曰‘海幢’。"[1]清康熙年间,海幢寺得平南王尚可喜的支持,寺庙建设规模扩大,先后建筑了天王殿等主体建筑,并扩大面积,全盛时北至珠江,南至万松岭,景色优美,为广州一大寺庙。清人仇巨     

宋苏符行状碑及墓砖铭文

苏符,字仲虎,号白鹤翁,眉州眉山人,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孙儿。《宋史·苏轼传》记载:“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礼部尚书。”对于苏符的生平,《宋史》没有更多的记载,其他书籍记载也很少。《眉山县志》载:“大宗伯白鹤翁墓,治西南五十里实相寺西,清同、光间发见。其墓砖记有三:曰‘白鹤翁’,曰‘有宋大宗伯苏公’,曰‘东坡之孙白鹤翁’。邑绅刘崇德、侯世封等表之立碑。”十年前,在眉山县修文乡十字卡村长山埂东麓,有两座坟墓,当地群众依据坟堆的大小,称为大苏坟园和小苏坟园。1974年,两座坟园都被当地群众挖掉。1983年在文物     

日本《会余录》对好太王碑发现的误记

1889年日本《会余录》第五集出版,其中收入了《高句丽碑出土记》《高句丽古碑文》等文章和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局部图片。其中《高句丽碑出土记》记载了好太王碑的地理位置、保存状况、碑文情况以及附近的高句丽王陵。对于当地地名和碑石出土情况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在碑相关尺寸、文字刻写以及将军坟的构造上都存在着失误。对学界的研究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应当予以澄清。     

东汉《肥致碑》考释

1991年7月,河南省偃师县文管会在南蔡庄乡发掘1座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的墓葬。该墓葬南侧室出土石碑1通。碑身高98厘米、宽48厘米、厚9．5厘米。碑晕首,刻隶书6行共28字;碑身无穿,有界格,碑文隶书阴刻,竖行19行,满行29字,共484字。此碑今藏河南偃师南城博物馆。《文物》1992年第9期发掘简报公布了此碑的拓片,附有录文,并对碑文主人公肥致之事迹及“便坐”一词略作推考①。同年,《简报》执笔者樊有升先生又在《书法丛刊》第2期上撰文介绍此碑,亦附有拓片与录文,介绍文字比《简报》更简单③。《肥致碑》叙述方士肥致传奇式…     

章太炎被移拘龙泉寺时间辨正

最近整理档案发现一卷关于章太炎被拘北京的公文,中有一文所述章太炎被移拘龙泉寺时间,与汤志钧先生在《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所记不同,原文如下:     

残碑欲说建文事

据说,开中国树碑立碣之风者,为秦始皇。那年他统一中国后,便踌躇满志巡行各地,并在名山大川刻石记功。从此,中国又添一国粹,神州风景线上,便有了许多人文点缀。更珍贵的是,碑文中有关政治经济人物及文化活动的记述,便是成文的历史。在山青水秀景色迷人的贵阳百花湖畔,一个叫“中十”的村寨里,也有了一座建于明初的庙宇灵永寺,寺中也有了一块石碑。只是岁月的风雨已将灵永寺侵蚀得破败不堪,寺中的石碑也已经残缺不全,只留“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肇锡以名……并谓神灵地灵人亦灵也……修庙纪念皇孙避难……”的文字依稀可见。却依然能让今人穿过时光的     

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

《周易》采用商《易》的内容,前人多有论述。宋李过《西溪易说》:“以《周易》质之《归藏》,不特卦名用商,辞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师》之‘帅师’、《渐》之‘取女’、《归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旧文。”明确指出《周易》用商不仅见于卦名,也见于卦辞。尚秉和先生更是一贯申说:“《周易》之文,因袭于二《易》”然而,《归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伪书。直至1993年湖北江陵     

对《汉书·卫青传》中一段文字的质疑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卷五十五《卫青传》;“初,青既尊贵,而平阳侯曹寿(应为时)有恶疾就国,长公主问:‘列侯谁贤者?’左右皆言大将军。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骑从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此段文字似有错简和脱文。     

西昌发现元代礼拜寺文物

1975年,四川省西昌市在三坡推土建水库时,在当地群众称为“月鲁城”遗址南边的建筑废墟里,发现了一通阿拉伯文石碑。该碑为当地红砂石岩质,通高50公分,宽47公分。碑文共有五行文字(见图),碑下部已残,其末端一段已埋入梯地石坡之中。 经辨认考释,碑文第一行为《古兰经》各章开头的句式,一般可译为:“奉大仁大慈的安拉之名”,第二至五行,通篇是赞     

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

今年7月7日,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镜湖医院含憾病逝。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仍是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反复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周总理说。”去年7月5日。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首次披露:“曹聚仁先生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亲自安排有关人士在澳门为其举行公祭,并盖棺论定评价他为‘爱国人士’,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安排有关部门将其骨灰携回大陆家乡浙江兰溪蒋畈安葬,让他叶落归根。”罗青长并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曾任国务院副秘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

邓代昆同志在《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上发表《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一文(以下简称《邓释》),对《成都文物简讯》1980年第2期所刊石湍同志的《成都东郊发现了汉阙石刻》一文报道介绍1980年7月间在成都东郊明代墓葬里作为抵墓门之用的两块东汉石阙,“认为它们绝非是原配,而是各自失去了配偶的独阙”,并提出“将甲阙称为‘王君平阙’,乙阙称为‘王文康阙’,将甲阙石刻刻铭称为‘王君平阙侧’,就其文字进行比较分析”来考释。我这里对于《邓释》所说甲阙的名称和乙阙的年代,试谈一些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