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考述

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受到经济、地域与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刻书史实鲜为外界知晓。通过后世传本及各家书目钩稽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史料,能够客观反映甘肃私人刻书发展的历史面貌与特点。虽然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较之同时代的江南地区明显滞后,不具典型性,但甘肃士人学者的著述通过刊刻的方式得以流传,这不仅保存了甘肃文献,也延续了甘肃文脉。     

浅谈明清台南传统刻书

南明永历15年(1661)郑成功光复台南。郑经嗣立后,聘陈永华主持国政,积极筹擘推行屯田开垦,设坊里、置保甲、劝农桑、植蔗制糖、建圣庙、立学校、讲武事、理户籍,奠下台湾发展的稳固基础。当时刊布的《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今天在英国牛津大学藏有两部,大英图书馆也藏一部(图1),这很可能是硕果仅存的汉人在台南最早出版的书籍,虽然只有单薄的14页,却是郑经坚持尊奉朱明为正朔,在海角孤岛上藉以     

广东马冈女子刻书考索

在漫长的中国雕板印刷史上,女子刻书只是个特殊出现过的现象.正是这一鲜见的现象,打破了男性刻工长期垄断的局面,构成中国印刷史上多姿多彩的一页.     

明清时期四堡的刻书和贩书活动

一、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四堡位于连城县北部,地处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的结合部。它是宋至清代连城通往汀州(今长汀)的驿铺,交通较为便利,商业经济繁荣。四堡一乡多为邹、马两姓人共居。清代的四堡,刻书极为兴盛,书坊栉次麟比．印版汗牛充栋。清末汀人杨澜的《临汀汇考》载：“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印刷,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富埒多藏。”     

金溪刻书

本文对江南书乡江西省金溪县古代雕版印刷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以求赣版的代表"金溪书"的面目与脉络得以清晰的展现。     

海源阁刻书考

世人皆知海源阁藏书楼庋藏宏富,据王绍曾先生最新统计,其藏书达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①;海源阁藏书重宋元佳椠,其镇阁之宝"四经四史"传为我国藏书史上一段佳话.其实,海源阁刻书亦成绩斐然,但多年来为藏书成就所掩,且偶或散见篇章中亦说法不一.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摸清海源阁刻书之底蕴.笔者以为海源阁刻书虽不能与以专事刻书售书的汲古阁等相提并论,但以海源阁刻书之内容及质量而言,它同样为保存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的刻书

太平天国很重视文化宣传,早在1844年(清道光廿四年),洪秀全游广西时,即作有劝世真文、百正歌等向人民宣传。金田起义后,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军声所至,敌人望风奔溃,不久即占领了广大地区。太平军在行军中需要雕刻印信、布告,散发宣传书籍,起初由广西、两湖及不少江西的刻字匠来刊印。到南京建立天京后,为适应文化宣传的需要正式成立出版机关,在复成仓大街设立"镌刻衙",在文昌宫后簷成立"刷书衙",并有"典鐫刻"的长官①来负责。南京在南宋与明代刻书已极发达,本为刻印工人集中地之一,至是又招致了一部分扬州的刻字好手,所以天京又成为天国的出版中心,刻书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这与当时在清朝统治下的地方"开书坊的连年倒运,做铁匠的到处发财"②的鼓儿词所描写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贵州古代刻书

书籍是文化最重要的一种载体形式。在一定范围的地区内书籍刊刻的出现是适应当地文化发展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文化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上看,贵州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地位,书籍的匮乏较为突出。为了文化教育上的需要,     

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

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闽粤赣三省虎灾的成因、危害及其分布和演变趋势。指出这一时期三省虎患之所以空前绝后,主要原因就是随着大量人口不断向山区进逼和新作物的引进推广而出现的山区开垦规模的扩大,其对山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激化了虎与人之间的矛盾：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杀虎。其后,山区开发已达极限,老虎不断为民捕杀,乃至造成华南虎濒于绝种的境地,虎患随之减少。     

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的体现--明清卫所方志

明清两代卫所数目众多,作为独具化特色的地理单元,引出了一类特殊的方志－－卫所方志。这些方志是方志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卫所不可多得的史料。但是目前关于卫所方志的研究比较少,说明学还不够重视这部门珍贵的献。本对卫所方志产生的原因、发展阶段、内容、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引起研究对这一类特殊方志的重视。     

明清福建民间戏曲碑刻考略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民俗活动频繁,城乡演剧之兴盛,已成为民众文化生活之大事.故福建地方文献中就有了戏曲活动的记载,戏曲碑刻即其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戏班、戏神、演剧、罚戏、习俗等,折射出民间演剧之缩影.碑刻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记事方式,福建各地宫庙林立,庙多立碑石记述其历史、祀神或重建修缮事宜,随着戏曲的形成与发展,碑刻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戏曲碑刻是记录戏曲信息的载体,属于戏曲文物型文献,其碑文少则十几字,多则数百字,甚至达千余言.福建传世的戏曲碑刻多见于明清,包括庙碑、护林碑、墓碑等,其中尤以庙碑为主,反映出戏曲碑刻与宫庙的密切关系.它们出自历史上地方戏盛行的福、莆、泉、漳等地,是研究福建戏曲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

本文论述了中国明清两代输往葡萄牙外销瓷的史实。作者在论证中结合了西方有关的档案文献及目前存世的考古发掘与官私收藏的外销瓷实物,并重点介绍了早期存在于葡萄牙的外销瓷和纹章瓷。文章指出广彩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澳门是整个贸易过程的最重要的环节。最后总结出外销瓷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研价值,如今存世不多的葡萄牙人在华定制的“纹章瓷”是中葡关系的历史见证。     

巧镌筠筒主管城——明清竹刻笔筒艺术概说（下）

雍正、乾隆年间制作竹刻笔筒成就最高的是周颢,他在技法上集嘉定派之大成,又自出机杼,援南宗画法入刻竹,终成合南北宗为一体、以刀代笔无不如意的新风貌,对后世影响很大。吴之墙及其以前包括三朱时期的竹刻笔筒作品,山水只作为人物背景的山石一隅而存在,在景深上为近景。     

明清时期北京的街巷及其修治

明清时期的北京由街巷构成了二级交通网络,街有"大街"、"街"和"小街"之分,而作为次级的巷也有不同的称呼。街巷大多为土路,铺石者仅限于城市的干道。土质道路给京城居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也对京城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污染。面对街道的损坏及污秽,明代有过大力度的整治,最终"以艰谢事"。进入清代,统治者将街巷的维护和对原有石路的修治摆在了首位,并于雍乾时期完成了北京主要干道的石砌工程。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街道的完全改观已是近代的事情。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

明末清初 ,我国西部地区自山西、陕西经四川到贵州、广西以及云南等省均发生过程度不等的虎患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本文认为 ,虎患既与人类过分开垦山地导致自然环境恶化有关 ,又与当时战乱动荡导致社会极度破败有关。康熙中叶以后 ,西部地区虎患日渐减少 ,说明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征服了老虎 ,但也最终破坏了自然环境。     

试析明清徽州会社的兴盛及其原因

明清徽州会社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形态更显完整,运作也更加规范。鉴于这些与众不同之处,本文特意针对明清微州会社兴盛的表现及原因作详细论述。     

明清瓷器装饰与信仰民俗

本文对明清瓷器的装饰与信仰民俗的关系作了一定的论述。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是由中心区不断向外扩展的。明末天启年间 ,本地区蚕丝业出现第一次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扩展 ,清代晚期 ,其蚕丝业的扩展又表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本区域明清两代蚕丝业的分布状况 ,展现了这一扩展变迁的轨迹。同时从自然条件、经营蚕丝业的经济收益、蚕丝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其分布与变迁的原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