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墓壁画中的佛教题材

唐代在墓室中绘制壁画,不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反映着当代人们的宗教取向。唐代佛教昌盛,华夏民族传统的丧葬习俗也深受影响,在表现形式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随葬明器大量减少,代之以墓室壁画和隐藏其中的佛教因素为主,并流传至今     

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

通过对高句丽时期的各种佛教造像自身信息的分析,以及具有明确信息佛像与其他佛像的对比,尤其是通过与佛教相关知识的联系,对这些佛教造像进行了准确的辨析和认定,从而使我们对高句丽所崇拜和信奉的佛教造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佛教初传高句丽时间探析

公元四世纪,佛教已经从中国传入高句丽。佛教传入高句丽后,很快受到高句丽王室的推崇,并以国家行为在全国范围推广佛教。因此,佛教在高句丽的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对高句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学界对高句丽佛教的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问题尚存在争议。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简单的探析。     

集安高句丽千秋墓墓室形制新论

千秋墓是洞沟古墓群中规模宏大的高句丽王陵,在高句丽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千秋墓的现状、墓室结构、阶坛积石圹室墓类型研究的进展等,对千秋墓墓室结构进行分析,阐述千秋墓因为没有盖顶石,尚不能认定为石室墓的观点。根据现今学界的研究成果,石室墓在洞沟古墓群的流行年代约在5世纪以后,到好太王时期圹室向石室转化才最终完成,而高句丽墓制进入石室阶段的标志是晚于千秋墓的太王陵。     

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

高句丽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古代民族。从汉唐以来,文献中举凡涉及高句丽的,几乎无不提到他们喜爱歌舞的美好风俗。五世纪时,高句丽乐舞传到南朝的刘宋,称为"高丽伎"或"高丽乐"。六世纪末叶,北周灭北齐,高句丽人还曾在北周宫廷中演出歌舞表示庆贺。自此之后,直到隋唐,在这两、三百年的时间内,高句丽乐舞成了我国宫廷中经常演出的节目。隋代统一以后,曾把南朝、北朝、中国、外国、宫廷、民间的各种音乐舞蹈集中起来进行剔选,整建起一整套"国伎"——"七部伎"     

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

中国学界研究高句丽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反而是以韩国为主的国外学者,与研究高句丽佛教建筑情况不同,国内研究渤海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颇丰,但多以考古学为主体,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高句丽和渤海佛教建筑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两个政权下的佛教建筑同属于佛教建筑模式下的建筑构造体系;第二,两个政权由不同民族建立,因此在佛教建筑风格上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有性;第三,因两个政权是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前后发展顺序,所以后继者势必对前代技术和风格有一定的继承性;第四,因同为中原王朝宗藩体系下的地方政权,所以都不可避免有着向中原王朝学习的过程,表现在佛教建筑上都受同时期中原佛教建筑模式的影响。     

高句丽壁画艺术对现代壁画创作的启示

高句丽贵族墓葬壁画艺术是东北亚艺术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也是公认的世界文化艺术遗产。现存的高句丽各朝代7000多座墓葬中,许多贵族墓葬内都有精美的壁画,这些历经了上千年岁月洗礼的壁画,很多仍色彩鲜艳、线条飘逸流畅、形象栩栩如生,无论从题材形式、艺术造型上都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本文针对高句丽壁画艺术的艺术造型语言诸因素的特点及其对现代壁画设计、创作的启示作了分析和概括,揭示了高句丽墓室壁画对现代壁画艺术的艺术审美、装饰美学方面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浅析高句丽古坟壁画中的建筑形象

高句丽古坟壁画中具有丰富的建筑图像题材,主要包括城市形象和宫殿建筑形象。对其进行解读认识可以发现城市布局、防御体系以及宫殿布局方面的重要特征,并根据建筑形象的细节特征借鉴其他地区的图像资料作了一定的建筑位置推测。经研究能够体现出高句丽在建筑布局等方面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响。     

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

本文从高句丽古墓壁画上,阐述了高句丽民族八个方面的 生活习俗,基本概括了高句丽民族生活习俗的全貌。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 ,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人类的向前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又 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随着文化交往的增多,文化生活习俗也是互相影响的。高句丽文化生活 影响了中原,中原发达的文化也影响了高句丽。     

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高句丽使者身份考

集安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墓葬壁画中武士首服以鸟羽为饰。创作于唐代的撒马尔罕市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西墙壁画中有两位高句丽使者,身着武士服装,首服亦以鸟羽为饰,但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冠插鸟羽的其他武官职能有所不同,其身份值得深入探究。高句丽位于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可确证中原鹖冠传入高句丽,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西墙壁画中高句丽使者首服应为鹖冠。高句丽正五品官职大兄正对应中原王朝头戴鹖冠的左右郎将等武官,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的高句丽武官使者身份应为大兄,表明高句丽晚期武官可兼使者职能,使者官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而引发了新莽军队与高句丽之间的冲突.高句丽兵杀死辽西大尹田谭,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学界对此段史料的理解不同.最新看法认为"高句丽侯驺"即是高句丽王邹牟--朱蒙.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并根据中外历史文献记载和好太王碑文列出6条理由,证明严尤所杀"高句丽侯驺"不是高句丽王,更不是邹牟、朱蒙.同时,以好太王碑文等考古资料与正史<高句丽传>史料证明<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系是可信的.     

集安两座高句丽墓上的石碑为"通天柱"说

集安两座高句丽墓上发现的石碑,应是通往天国的通天柱.通天柱由远古的颛顼高阳氏族团兴起,它的发现说明了高句丽同颛顼高阳氏的密切联系,由此为高句丽起源于颛顼高阳氏族团找到了实物证据.     

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2112号墓

YM2112号墓位于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中部南缘的平敞地带,1994年5月清理发掘,保存较好.墓葬为阶坛石圹墓,建墓之初曾筑有墓道和耳室,后来又用石块进行封堵,最终形成一座无墓道和耳室的阶坛石圹墓.墓葬出土金、银、鎏金、铁、陶等各类器物350余件.     

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

兄和使者是高句丽官制中常出现的两个官位.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兄和使者就存在于高句丽官制之中,并逐渐成为高句丽官制的核心官位.兄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之贵族子弟所能担当的官位,使者是高句丽统治域内出身卑微、非王族及五部贵族子弟中的有才能者或立有军功者所能担当的官位.随着兄与使者这两种官位的发展,在2世纪前后,又逐渐分化出兄系官位群和使者系官位群,并形成兄系官位体系和使者系官位体系.     

高句丽古城研究的新成果--读王绵厚先生的《高句丽古城研究》

王绵厚先生的著作<高句丽古城研究>是对国内外高句丽古城研究的全面总结,也是对高句丽城邑制度史的新构建.书中将鸭绿江两岸高句丽不同时期的都城与山城分期地进行了考证与研究,从分布地域、形制结构、社会功能等多方面探讨了高句丽古城的特点及城邑制度发展的规律,是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新成果.     

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

2003年3月南阳市物资城发现1座楚墓,根据其中部分铜器铭文,可以认为,墓主是楚国申公彭宇之后,申公彭宇很可能就是彭伯.     

郭店一号楚墓年代析论

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各类器物,具有战国中期偏晚和战国晚期偏早的若干特征,其中部分因素与包山一、二号墓接近,部分因素又与包山四、五号墓,马山一号墓及九店乙组墓四期六段的若干特征一致。包山二号墓下葬于公元前316年或稍晚;包山四、五号墓,马山一号墓和九店乙组四期六段的墓葬,是战国晚期早段较有代表性的楚墓,按照考古学分期断代以最晚的器物断定其时代下限的一般规律,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应属于战国晚期的早段,其下限不晚于白起拔郢,具体年代应在公元前300年稍后不久。     

论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

山彪镇一号墓在1935年发掘,郭宝钧认为是战国晚期魏国公子的墓,但学术界说法不一.我们对两件有铭铜戈重新检视,认为错金鸟虫书戈铭文应释为"玄夫铸用之(國)",习见于春秋晚期;周王戈铭文因为误剔,以至周王的名字无法辨认,我们在显微摄影协助下还原其误剔过程,论证器主应是"周王叚".周敬王(前519～前476年)名"丐",字"叚",正符合春秋时人名字意义相因之惯例.山彪镇一号墓青铜器风格一致,以器形纹饰与侯马铸铜作坊出土春秋晚期青铜器作对比,我们认为两者都是晋国国力兴盛时期的作品,不至晚到三家分晋时期."周王叚戈"赏赐时代不晚于敬王逝世的前476年,受赐者入葬年代应不会晚于这个年代太久,山彪镇一号墓的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墓主应是晋国大夫级的人物.     

河南南阳市万家园M202发掘简报

2005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阳市万家园墓葬区清理了两周至明清时期的墓葬247座。其中M202出土了珍贵的"辅白戈"、玉面罩等,为研究西周晚期高级贵族阶层的丧葬制度等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实物资料。     

扬州甘泉山二号墓年代献疑

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可以推定扬州甘泉山二号墓主是东汉晚期而不是东汉早期的广陵王。文献记载也表明,终东汉之世,广陵国的王国地位始终保持,附近发现的"广陵王玺"金印为东汉晚期或使用至东汉晚期的可能性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