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山西洪洞县民间信仰的复兴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种与文化、社会等分离不开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作为社会中、下阶层一种十分复杂的民俗性、宗教性信仰,它一直被视为"迷信"而受到抵制和批判;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是落后的,但它那丰富的文化资源又确有其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又得到了复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各种民间寺庙得以修复或重建,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对于民间信仰复兴的各种影响因素也值得人们深入探索分析。     

民间信仰能促进社会整合吗?——对湘东仙人庙的个案研究

以往有关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关系的研究均得出了"民间信仰能促进社会整合"的理论观点,但立论基础比较薄弱,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在以往理论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框架。"社会整合"区分情感整合与行动整合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再分别被操作化为两个具体指标进行测量:信仰认同感、道德共享感与仪式组织度、人际交往度。在这个理论框架指导下开展对仙人庙的个案研究,最后研究表明,仙人庙对于村落社区具有非常有限的社会整合功能。     

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

巫术思想及信仰在汉代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术与汉代知识和思想发展水平相适应。巫术思想和巫术活动具有广泛性特征。巫术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思想信仰两个方面。是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小传统”的主要发展形式。民间巫术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阶层中杂糅了大量巫术因素。民间巫术具有社会凝聚作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有一定拒斥功能。     

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区域化分异——以晋东南地区成汤信仰和三嵕信仰为中心的考察

山西是中国民间信仰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而晋东南则是山西民间信仰最丰富的核心地带。历史时期的晋东南多旱灾而形成特有的雨神崇拜,缘于其相近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历史渊源及其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但宋代以降,面对自然灾害,处于同一历史文化区内的民众对于自然体的信奉和尊崇却有着不同的选择,在晋东南的南部,逐步形成以析城山为中心的成汤信仰区,在北部,逐步形成以老爷山为中心的三嵕信仰区。传播学派用"文化圈"理论解释人类文化的流布与变化,但历史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性。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显示,成汤信仰和三嵕信仰最初发轫于高台祭祀,后逐步建立高台本庙,并以本庙为中心形成信仰的中心区域,然后突破地理区域沿着河道和驿路呈线性完成最后的布局,而政府的助推作用厥功至钜。     

台湾民间信仰中的潮汕移民特征

民间信仰崇拜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现象,台湾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崇拜。台湾的民间信仰崇拜有许多具有潮汕民间特色,例如：三山国王庙,潮军义勇祠,徐三馆以及韩文公祠等,都是在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潮汕移民特征。本文试就台湾民间信仰崇拜的潮汕移民特征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方家同仁。     

韩国的关王庙与关圣教小考

明朝万历末年,随着抗倭援朝的明军进入朝鲜,关帝信仰也传到了朝鲜,关王庙在汉城等地多有兴建。以各地关王庙的建立为依托,关帝信仰逐渐在朝鲜各地传播开来,并最终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关羽作为忠义大节的伟人、财富的代表,受到朝鲜士大夫乃至普通百姓的崇拜。朝鲜官府通过制定关王祭祀仪礼等形式加强对关王庙的管理。至1920年前后,韩国创建了名为"关圣教"的宗教团体。     

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

1929年2月13日,宿迁县小刀会突然"暴动",砸毁国民党党部和学校,绑走党员和教职员,持续三日之久。这次"暴动"与同年3、4月发生的另两起刀会"暴动"被描绘为旨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治改革。与事件无关的极乐庵之所以成为主角,与宿迁国民党党部"庙产兴学"的政治意图不无关系。小刀会事件引发的极乐庵庙产纠纷案,是地方社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庙产兴学"、"反迷信运动"的因应。     

信仰与控制:宋代汀州定光佛信仰研究

宋代汀州定光佛信仰的形成是一种文化建构。这种建构最本质的因素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强化,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强化社会控制的结果。定光佛信仰的形成是为了解决地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满足了宋廷"以神道设教"的需要,表明民间信仰只有建构为政权承认和推崇的意识形态,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     

生命的“自由空间”形式——山东阳信秦台民俗信仰中的红马

山东省阳信县秦台红马是一种原生态的线构立体剪纸艺术,它以日常的叙事方式隐秘地讲述着民间信仰得以生发的神圣空间、构造的生命形式和超验的秘传神力。作为集历史时空、民俗信仰、审美风格等多重元素为一体的生命活体,红马借助秦台这个恒久的"交往地带",与民众实际的行为活动进行象征式的互动,丰富了民众"神游冥想"的精神空间,其中的超验意味构成并形塑了民众精神生活的"自由空间"。这种生命的自由空间形式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想象,激活了原生态剪纸的创新活力并推动了本地文化产业的再发展,成为解读当地民俗信仰文化的重要材料。     

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以兵学考察为中心

先秦自春秋以降,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相对于日渐觉醒的人性精神,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但军事巫术却空前兴盛。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在兵学领域呈现出反向衍进的态势。民神易位思潮肯定了人的价值,而基于民间信仰的军事巫术的兴盛,标志着兵民的心理诉求被纳入指挥决策的博弈,反映了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归宿的观照与反思,二者是在不同向度上诠释了先秦人性意识的觉醒,为后世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长期共存的二元对立结构,乃至构建多元语境交融下的文化生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