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两汉诸予论风俗

我国历来是一个重视风俗的国度,至迟在西周时代就已建立了采风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代,风俗开始成为先秦诸子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风”、“俗”两字首提者为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风俗”一词,最早提出则是苟子,“广教化,美风俗”。不仅如此,能否移风易俗也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秦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变风俗的国家。入秦汉之后,风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两汉诸子论风俗

我国历来是一个重视风俗的国度,至迟在西周时代就已建立了采风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代,风俗开始成为先秦诸子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风”、“俗”两字首提者为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风俗”一词,最早提出则是荀子,“广教化,美风俗”。不仅如此,能否移风易俗也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秦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变风俗的国家。入秦汉之后,风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成为后世许多风俗的源头。有秦一代,史料缺乏,不好妄下评论。相对而言,两汉的风     

风俗——传统文化的重要层面——读《江南风俗》

风俗,应该是一种文化模式;一个地区的风俗,则是一个相对的人类社区的文化模式.每个人都在风俗中塑造自己的行为与经验,在风俗中形成自己的习惯与信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风俗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心态,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上海大学刘克宗、孙仪主编的《江南风俗》一书,既充分运用了传统的“风俗”文化研究的成果,同时又颇具个性,它与其他风俗类书籍相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生产和贸易风俗作为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放入了该书的第一章.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其有关     

《日书》与秦社会风俗

云梦秦简《日书》为我们提供了战国至秦代秦人社会风俗的珍贵资料。兹根据《日书》简文,将中晚期秦人风俗勾画若干如下: 一、秦人择偶观秦族崛兴于宗周故地,在与戎族长期艰难卓绝的战斗中立国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功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秦人社会文化心理。纵观秦史,秦人历来重实利,轻虚名;重质朴,轻文饰;崇富贵,鄙贫贱;尚武智,欺弱愚。《淮南子·要略》说“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深深植根于秦地特殊的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之     

川渝“偷”俗的形成与演变

清代后期以来,值元宵和中秋之夜,川渝避渐流行起各类“偷”俗：“偷灯”、“偷汤圆”、“偷梓潼”、“偷膏”、“摸秋”、“送瓜”等。此类“偷”俗主要分布于四川东部与重庆地区的汉族居住区。里沿江走势,是一种由广东和湖广省迁移而来的风俗化。而令,“偷”俗的绝失部分都已衰落,唯“偷青”独存,这与“偷青”寓意的变化及承载此风俗的物质条件简易可行有很大的关联。     

土族的禁忌文化

“禁忌”是民俗学、人类学和宗教学中研究的一种风俗文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民族的禁忌文化,土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然也不例外。本文通过解读土族的禁忌风俗,探讨某些禁忌风俗的起源和社会历史背景。     

谈婚论嫁说庆阳

俗话说：“八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古老的甘肃庆阳,就有许多不同于别的地方的传统婚嫁风俗,独特、古朴、醇厚,别具一番文化意蕴,尽显陇东民俗特色。     

土族的禁忌文化

“标忌”是民俗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研究的一种风俗文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民族的禁忌文化；土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然也不例外。本文通过解读土族的禁忌风俗，探讨某些禁忌风俗的起源和社会历史背景。     

儒家政教与汉代风俗理论的演变

经过汉初诸家争锋,儒家思想脱颖而出成为汉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其移风易俗理论也随之进入实践层面。通过对汉代社会种种恶风恶俗的批判,儒家士人希望以礼正俗,从而达成强干弱枝、崇本节末等目的,使风俗淳美。而其关键则在于国君需以身作则,各级官吏当不兼二业、直言强谏。换言之,儒家的风俗理论不仅是要引导百姓,也要藉此讽谏君主。当然,在此过程中风俗概念及其理论也产生了一些转变:首先,先秦时人多以"乐"移风易俗,风俗意近,而汉人则以风为本,以俗为末,强调以礼正俗;其次,汉人对"俗"多有微词,视其为"礼"的对立面;再次,因对"俗"的否定,汉人进而对原生性风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产生质疑;最后,对地域性风俗的否定源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论需要与"中国"崇拜。     

趣谈吉利数字

民俗,是每个民族都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活的社会“化石”。汉书早就说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也就是说,风俗习尚,人文风貌,乡土情韵,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因而也是构成地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我国,五岭之南,古为百越地,自中原地区的炎黄族群南下,开始南北文化的交汇与碰撞,进而融合,于是生发延伸为广府民系的语言圈与民俗圈。     

秦风余响：西和七夕风俗的复兴

西和七夕风俗是第一个在我国国家层面上受到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和的七夕风俗及乞巧歌,作为“秦风”的遗响,在继西周和秦之后陇南地区被边缘化的封闭社会环境中,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历史途程,能以比较完整的形态传承延续至今,意义非凡。七夕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全民节日不同,在其初期或原初的意义上,其参与主体是未婚的少女,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把少妇这个群体囊括进来。节俗的内涵,主要是在“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六个环节组成的祭拜巧娘娘的仪式上,吟唱各种社会内容的乞巧歌。乞巧歌是社会历史和少女群体民俗的重要载体,乞巧歌是依附于七夕这一特定节候而产生和咏唱妇女的社会心理诉求的口头文学。故而,七夕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儿节。乞巧节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乞巧”和“巧”。“巧”是妇女对人生的憧憬,是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是他们改变悲苦命运的法宝。     

“辩风正俗”: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

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辩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七七”丧俗考源

"七七"丧俗是中国传统丧葬风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源头,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数字七的崇拜和由之而来的儒家的"七虞之礼"。另外,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道教的"七七"奠和佛教的"七七"斋对该丧俗的形成亦有重要的影响。三者之间相互融会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影响深远的"七七"丧俗。     

论“金因辽俗”

金源文化以包容性和进取性著称。金在灭辽后并没有完全否定辽的制度、文化及风俗,而是有选择地进行继承发展。金因辽俗,推陈出新,女真人对辽朝制度风俗、体育风俗、生活风俗的继承,既反映了其对体育及尚武精神的重视,也体现了金朝风俗的传承性特征。     

张建章《渤海记》卷目及其相关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13地理类、《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玉海》卷153朝贡、外夷来朝、唐渤海遣子入侍条均记张建章《渤海记》(原作《渤海国记》,此据《东都事略》卷18及《张建章墓志》改)3卷,然3卷卷目不详。《张建章墓志》谓张建章“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这里,墓志言《渤海记》内容有三,分别为风俗、宫殿、官品。宋人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分别有“国土风俗”、“建官制度”、“宫室制度”等小目,可见“风俗”、“宫殿”、“官品”也可能是卷目,即《渤海记》可能分为风俗、宫殿、官品3卷。《渤海记》风俗卷内容可考者颇多。《新唐书·渤海传》谓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馀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     

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

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风俗,偏重于探讨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是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     

民国风俗西化的几个问题

民国风俗西化的几个问题李少兵一特征及其表现民国时期,西式风俗文化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中俗西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其特征、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价值评定秩序已被打乱,重商思潮深入人心,商业已被社会肯定为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价...     

浅析《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

《日本考》是明代李言恭和郝杰在抗击倭寇的形势下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大量介绍了日本的社会风俗,如染牙、内俗、征粮、法度、官出巡、风俗男子、妇人、婚姻、便宜婚姻、生育、丧事等等,本文将针对这些社会风俗来探讨一下其中所隐藏的中日文化交流。     

宋代浙江风俗概述

宋代浙江风俗,在浙江风俗的发展史上,不仅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此,《宋史&;#183;地理志》有比较简明的概括：两浙路“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下面,试从饮食、服饰、住居、婚姻、丧葬、宗教、岁时节日等方面加以简要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