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比较严谨。但这项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最为明显的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如混淆回忆录与口述史,名实不符的现象较为突出;视角单一,采访对象侧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缺乏研究意识,深度利用不足。     

汪曾祺我们时代的苏东坡

我一直很排斥给汪曾祺贴上“最后的士大夫”这一张标签。汪曾祺为什么会是“士大夫”,还“最后”?书画自娱?文人雅趣?讲求饮食?文笔出众?这些特色一来并非“士大夫”的必要条件,二来哪个时代类似爱好情趣的文人非文人皆层出不穷,哪儿来的“最后的”“士大夫”?     

李杰 尴尬的“国防部长”

陈水扁所谓的“文人领年”、“国防部长文人化”,无非是要李杰下台走人民进党在台湾当道以来,陈水扁已经喊了不计其数的“文人领军”、“文人周防部长”口号。2007年开年之后,这些漂亮口号又成为台湾当局刻意操弄的政治筹码。就在“周防部长”李杰拆除了军中蒋介石铜像,为民进党立下“汗马功劳”,从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之后不到一个礼拜,3月15日,陈水扁竟又公开宣称,他将在他的任期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光采腾孥 辉映璇室——南京博物院藏明清文人端砚举要

文房四宝中,砚因其珍贵恒久的质地和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工艺于一身的特点,受到文人、艺术家和权贵阶层的重视和喜爱,文人砚应运而生。“文人派砚雕指的是文人自己操刀雕琢砚,或由文人自己设计,别人所琢之砚”。宋朝时,“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的石砚都要镌文”[2]。“文人题铭砚在清代发展到极致,题铭内容涉及砚的制作者或拥有者、砚的来源、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的描写和赞颂以及表达文人的认知、感悟、志向等思想情感诸方面。题铭的书体以行、隶、篆、楷、草为主,旁及金文、石鼓文等,此时,文人雅士参与制砚、刻铭已成为一种风尚”[3]。     

“性格不定”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20世纪三大人物的态度，彰显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政治品格。     

论金批《水浒传》的导读性

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自己充当“金针度人”的导师,把读者定位为“锦绣心肠”的才士,而《水浒传》则是文人必读的“才子书”。     

中国文人的书斋

中国文人的书斋陈书金中国历代文人书斋的室名别号,大都有特定的寓意,或以自勉,或以言志,或以寄情,或以明愿。唐代诗人刘禹锡把自己的“陋室”与诸葛亮的“茅庐”及西汉文学家杨雄的“玄亭”相提并论,借以表达其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的书斋“老学庵...     

陈文茜点评台湾政治人物预言台湾政局

陈文茜说过:“我天生是个浪漫而叛逆的人。”“政治需要的是庸才,创作才需要天才。”“我选择政治,是觉得与其让很笨的人来统治我,不如我去统治很笨的人。”从早期民进党文宣部发言人,再到现在风靡两岸的时政评论家,陈文茜始终用她的智慧散发出自己最大的魅力与光芒。她是台湾的奇女子,她从上世纪90年代步     

从迁谪诗文透视作者的心理人生

综观封建社会历史,文人学士无一不是“奋厉有当世志”,欲将胸中万策“致君尧舜”,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由于他们的不凡才华,也往往容易旗开得胜,踏入仕途。而当他们行走在文学与仕宦的双重轨道上时,文人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正义、耿直的人格、品性又常常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甚至格格不入。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文人入仕,遭贬流放乃至坐牢砍头的命运,成为封建文人不可改变的人生悲剧。大凡物之不平则鸣。文人一旦遭到贬谪,所学的圣贤之道受到非议,理想破灭,壮志难酬,内心忧愤,抑郁难伸,于是,一…     

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

康生,这个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却曾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制造过许多冤假错案。不少传记作家和研究者谈到康生的累累罪行,常常归于康生的个人品格──善于钻营,看风使舵,阴险狡诈,等等。《炎黄春秋》1996年10月发表的温济泽的一篇短文中说：“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在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得逞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我很赞成这一分析,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党内一度出现了“思想的荒漠”康生能够横行于一时,是和党内…     

“捉刀”因何指代笔

根据《世说新语·容止》的记载,曹操统一北方后,政治地位提高。北匈奴派使送来了大批礼物并要求面见曹操。曹操认为自己的长相有损国家形象,就叫外貌很合国家口味的部下崔琰穿上他的衣服,扮成“山寨”版的曹操履行外交程序,而曹操自己则拿着刀扮成护卫。之后,曹操派人向匈奴使者打听他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如何？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看起来很有威严,确实不错,但是站在座榻旁边的那个捉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捉刀”一词由此而来。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唐代文人政治理想的转变

唐代文人政治理想的转变程遂营古典教育下的文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就文人与政治关系的程度而言,各代却有不同。为什么唐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广度和深度及其对唐代政治格局所造成的影响,远非秦汉、魏晋、南北朝可比呢？本文认为,唐代文人政治理想的转...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临终握别（下）：忆左其煌、陈登科

我同左其煌相识几十年,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可敬但觉得不很可亲。后来随着阶级斗争“天天讲”,自己对“政治”渐渐小有了解,才发现他有着许多难言的忧虑和苦痛,遂感到他是个既可敬也很可亲的人。     

“殊为可疑”之处

《河南文博通讯》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登载的郑杰祥同志的《二里头文化商榷》一文,论述很精辟,但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值得考虑。例如,他在谈到“汤都西亳说”时说:“二里头处于夏的政治中心区域,汤灭夏后,会不会马上把自己的国部迁到敌对势力的政治中心区域,殊为可疑。因为这种政治社会的客观条件既不允许,商人集团也不会那么幼稚,把自己的国都远离本部族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敌对势力的政治区域,这在     

抗战时期文人写作趣闻

文人如何写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过去,就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爬格子”嘛,现在,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许多人已经不再“爬格子”了,而是改为敲电脑,用电脑从事写作。     

追思孙犁老师

孙犁的去世是在意料之中的。因有精神准备,说不上很悲伤,但心里真疼啊。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对他的崇拜也有点小名气,毛泽东讥讽延安早期的文人“言必称希腊”,我不懂希腊,自己没学问,就言必称孙犁,常在会上拿他的话当我的话说。其实,我与孙犁接触很少,我崇拜他主要出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