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福建方志理论要点

清代既是福建修志鼎盛时期,也是福建方志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和成熟时期。彼时由于有大批学者涉足志事,既有力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发展,也有力促进了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前代相较,清代福建方志理论界在方志编纂方法研究上有明显进步。代表人物有金鋐、林则徐。     

洪亮吉与章学诚的修志之争

洪亮吉和章学诚同为清代中期修志名家,在方志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由于两人修志观点的不同,在纂修方志的问题上却有一次论争。这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由于学术思想的差异所致。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将方志学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深入学习 强化评论 提高研究水平

如何将方志学理论研究引向深入?我谈两点不全面的意见.以求教于同仁与学者。 一、借鉴历史经验,深入学习理论,提高方志学理论研究水平。胡乔木讲过:“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我国古时历代有文人学者参与修志,清代更多,有近百位著名学者参与其事,出了一批名志和方志专论。其中成绩最突出者首推章学诚。他一生苦心实践,除     

论戴震修志实践中的革新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一生著述丰宏,学问渊博,在哲学、经学、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学、文学、历法等方面皆有研究,造诣很深。戴震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研究,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方法有独特见解。笔者试图通过对戴震修志实践的梳理,探讨其革新思想的根源,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戴震的方志学理论,为今天修志提供借鉴。     

论明代福建方志理论要点

时至明代,随着修志的迅速普及,福建修志骤然增多。与此同时,参与方志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迅速增多。如果说宋元时代福建方志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肤浅和零碎,那么明代福建方志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其中方志编纂理论有长足发展。代表人物有黄仲昭、范嵩。     

清代修志的官方样板——贾汉复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体例浅析

清代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志书的数量、体例的完备、内容的丰富还是修志区域的广度,都超越了前代。其中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更是被康熙帝"颁诸天下以为式"[1],成为清代修志的官方样板,对各省所修通志、府、州、县志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浅析其体例,以求教于方家,或对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有所启示。     

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与“修志姓氏”的设置

明代正德年间,我国方志开始在卷内设置“修志姓氏”,这标志着方志版权意识的觉醒。万历时期,“修志姓氏”逐渐规范,我国的方志版权开始走向成熟。清代道光时期的方志开始在每卷内细述该卷的负责人员,征示着现代方志署名的先声。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是在方志学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伴随着士人对方志认识的加深,以及朝廷上下对修志的重视,署名越来越成为参修人员的迫切需求。     

清代通志序跋研究

序跋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关于方志定义、性质、渊源、特点、功能、体例、内容、资料来源、编纂方法、志书评述等方志理论问题的探讨,凝结修志实践经验,是研究方志发展史和方志理论的重要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以清代通志序跋为例,着重考察其中反映的方志是什么、为什么修、修什么、怎么修等方志理论问题,并从序言篇数、主要内容、行文记述等方面,对新方志序言撰写提出若干建议,希望对方志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有所裨益。     

十年心血 千手成志——《常州市志(1986—2010)》编纂始末

正一常州是著名的"方志之乡",修志传统悠久。自南朝《毗陵记》至清光绪《武阳志余》,先后编印郡(府)县志26部,其中南宋咸淳《毗陵志》是我国稀有的古志之一;常州还出现过洪亮吉、李兆洛、孙星衍等颇负盛名的方志大家。清代常州曾有200多人在全国各地主持或参与修志。20世纪80年代,常州首轮修志在全国少有地采取"自下而上,三级修志"的方式,先后编纂出版市县、行业(部门)、基层志书500多部,成为修志成果最丰硕的城市之     

浙江方志研究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市举行

2007年9月1日,浙江方志研究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本届学术研讨会论文作者及修志工作者7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首先举行获奖论文颁奖仪式。研讨会收到的75篇论文,既有对首轮修志经验得失的探讨,也有对第二轮修志（包括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既有对传统方志的评析,也有对浙江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     

乐为志苑吐心声——《修志吟》自序

<正>在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伟大实践中,各地一些方志刊物,时常发表一些与修志内容有关的诗词,有的修志工作者同时在自己的方志文集或有关修志书籍之后也附以自己或志坛同仁的修志诗词,甚至单独成册。广大修志工作者,在修志之余,利用诗词这种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抒发修志情怀、歌颂修志伟业、弘扬修志精神、展现修志风采,既激     

城市志与新方志学科体系是“双胞胎”

1995年6月,我有幸参加华北地区第五次城市志研讨会,会上聆听了学者专家关于建立方志学科体系的有关学术动态的介绍后,颇受启发。其实,对于方志学科理论方面问题,在修志实践中要经常打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所以,笔者拟对城市志编纂和新方志学科体系的关系谈一点收获和体会,权作修志一得。 一、本届修志的两个特点 笔者认为修志理论滞后和编纂城市志是本届修志的两个特点。 始于80年代的本届修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志盛举。但是,由于修志工作是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所以,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比较集中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修志理论一味继承,统统拿来,称为“临渴掘井”;二是修志实践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对志书体例的把握随意性很大。不少的修志工作者照抄一个又一个的篇目设计清单,左冲右突,最终也挣不脱旧志的老框框,依样画葫芦,重复劳动,不知走过了多少冤枉路。与此同时,吸收错误和挫折提供的经验教训,探索修志理论以指导实践方面也是很有成效的,近万篇理论文章见诸地方史志刊物,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随着方志编纂的日益引深,修志理论滞后的矛盾不断得以缓解。 城市志是本届修志出现的有异于府、州、县志的新方志概念,所以有人就提出     

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清代仪征刘氏修志述略

清代仪征刘氏一门三代皆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从清代道光、咸丰时期至民国年间,刘氏三代主持或参与纂修的地方志共有8种,这些方志资料丰富、体例严谨,被学者誉为名志。此外,在修志的过程中,仪征刘氏就方志纂修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体例的制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志的纂修,不仅仅是在旧志体例基础上对原来材料的简单堆砌,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以前所修各种旧志的体例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新志体例。此外,刘氏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方志纂修理论。     

“专家修志”格局论有失偏颇

关于修志人才,胡乔木曾在1991年谈及,说“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志书中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从事方志工作,还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搞地方志还要靠学者。”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专家修志”的要求。这是对修志队伍建设的高标准,严要求,其要旨即修志需要有专家,     

黎锦熙续志“四原则”是当今续修新志值得很好借鉴的重要理论

清代是我国方志学成熟时期,章学诚总前人修志理论经验之大成,形成了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民国期间是我国方志学理论向现代方志学发展的时期,此间最著名的方志学者有李泰（芬木）、傅振伦、寿鹏飞,瞿宣颖和黎锦熙等人。笔者对他们在方志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有所了解,     

视角新颖、观点独特之作——《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读后

视角新颖、观点独特之作——《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读后赵子涓青年学者宋永平著《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已经出版。作为一名年轻方志工作者,宋君在修志之余,潜心钻研方志编修理论,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学术功力,成此专著,读毕令人钦佩,也颇受裨益。借此短文,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