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身教与言传

我自出生到二十六岁离家赴美读书,几乎全部时间与妈妈住在一起。在抗战期间有六年时光,爸爸一人在后方重庆,妈妈和我们姐兄妹三人在北平。除去这六年,我在二十六岁以前,只有二十年与爸爸同住。所以如果以年代算,我受妈妈影响的时间较长。从另一个角度看。[编者按]     

谁说女儿不如男——回忆我的姐姐们

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就接到贵阳党史办和省妇联的邀请,要我写写我的姐姐们。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年过古稀之后的今天才提笔实现多年的夙愿。 我有四个姐姐,大姐陶祖明、二姐陶祖亮、三姐陶祖潜、四姐陶祖元。二姐在高中一年级时(抗战前)因伤寒病逝,其余3个姐姐都在抗战初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唠叨也是爱

正时间像飞箭,不经意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已流失的日日夜夜里,婆婆每天那句唠叨,使我记忆犹新。每天上学时,婆婆总要拉着我的手,帮我背书包,送我到学校门口。看到年老的婆婆背着我的书包感到吃力,我主动提出要自己背书包时,可她依旧摆摆手,理理书包背带,继续向前走。不仅如此,每天走到校门口,当我背着书包,兴     

抗日一家人——五枚纪念章和十一个老八路

2005年9月3日,当国家领导人给十位抗战老战士带上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的那个时刻,我家的五个亲人也光荣地戴上了纪念章。在全国,70万个纪念章后面是几百万个抗日英雄;在我家,五枚纪念章的后边有着十个老八路和一个革命烈士,他们是:父亲申伯纯、母亲郭西、大哥申仲仁、二姐申伸、二姐夫成荫、二哥申仲义、二嫂齐翔延、三姐申小丛、三姐夫李成、四姐申晓白、四姐夫王炎堂。记载着历史的纪念章,金光灿灿,耀眼夺目。从延安的宝塔,我看到了岁月的留痕,我从冲锋陷阵的战士中,看到了父兄们的身影……申伯纯:西安事变的参加者申伯纯,1899年生,河北…     

杨苡:有些地下党朋友信任我

母亲来南京陪罗沛霖去上海,是在母亲他们回天津前在南京小住那段时间。1947年4月,母亲和杨敏如、罗沛霖他们一家到了南京。前面说过,复员返乡不是件容易事。回南京,中央大学是比较早的一拨,我哥他们编译馆迟了好久,我姐一家和我母亲不是跟单位而是自己走的,那时抗战胜利已快两年了。他们的行程是地下党孙有余安排的,在重庆时母亲对罗沛霖的事很支持,把钱都交给了地下党做活动经费。     

瑞丽地名漫步

人说:舀起一瓢瑞丽江水就是一瓢诗,每个瑞丽寨名都有一个优美的传说故事。一次,我来到这个县的等相寨,善于谈吐的波涛(老汉),给我讲了一个优美的民间故事:很早很早以前,姐兰是麓川思南王(思汉法,又叫擒虎王)的城子,有个国家攻打姐兰,打了很久都攻不下。后来,才知道因为姐兰的城楼顶上,镶嵌着一颗宝石,使它攻不下这座城池。于是,就命令一只鹦鹉衔着一根丝线,飞到姐兰的城顶上,围着这颗闪闪发光的宝石绕了三圈,把丝线绕到了宝石上。然后,又衔着线头飞回来。攻城的武士把线拉直了,用火炮顺着线的方向打去,     

DHL爱心背包行动 助贫困地区儿童满载梦想信心启航

一个书包有多重要？对于生长在城市的你我来说,书包和文具可能只是最普通的学习工具,但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拥有一个像样的背包、一支能写字的笔却成为奢望。     

我与洁若

严格地说，我应该是个贵州“姑爷”。因为我夫人文洁若的祖籍是贵州。我同文法若的姻缘是从文字之交开始的。她找我润色一篇译文，因而相识了。我们很快就相爱了。当时，我们常常在北京文化宫前院一座小亭子的石阶上交谈，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她那时有慈祥的妈妈和两个弟弟。大姐在海外，嫁了位美国农学教授；还有一位就是卧病在床的三姐。她说：“三姐是我的生命。”这话重得当时使我大吃一惊，后来证明事情确实是如此。于是，我告诉她，我也有位姐姐——大堂姐，但她是我半个母亲。我十岁上丧母，妈妈生前一直在外拥工，所以全靠这位老姐…     

学术“大跃进”:两个月写部国史

我于1938年生于天津,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1958年暑假以后我们系和中文系迁到北京地安门,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那几年,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我们文科生,“社会实践是最好的大课堂”,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我姐有一个闺密,名字很是好听,叠字“弋弋”。她的哥哥,叫“戈戈”。他们的妹妹,叫“笺笺”。“戈戈”的儿子,叫“戎戎”——看上去就是一家人。我曾跟弋弋姐开玩笑,她要是生个孩子,     

姐德秀镇往事的述说

西藏山南贡噶县,有个著名的手工业集镇,名叫姐德秀。相传在二、三百年前,这里家家户户都有织邦典的传统。邦典是一种彩虹条纹家只精细氆氇,主要用来做藏族妇女的围裙和长短坎肩、衣袍、靴帽的花边等。姐德秀的邦典,不仅畅销拉萨和整个西藏。而且在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地也很受欢迎。一九八零年前后,我先后三次到姐德秀采风,收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位民间故事家,名叫顿珠扎西他五十开外年纪,个子不高,有一双很亮的眼睛。他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唱了更多的歌谣。有一次,在记录之余,我请他讲讲自己的身世,还有姐德秀镇织邦典,染氆氇的情况。他稍徽思索了一下,便痛痛快快地说开了。     

妈妈们为什么如此“讨厌”?

很多很多年以前,我羡慕别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去街角买米团或者包子当作早餐,而我必须一天又一天吃着淡而无味的白粥。如果我拒吃,妈妈的方法就是:扣书包。只有吃完了,才放书包走人。妈妈真讨厌!     

江南民歌与西北“花儿”“隔”类起兴程式比较

“隔河看见子一团花,走到门前满面麻,若要隔河听渠做点私情事,世间那得更个长鸡巴.”(《山歌》)这是一首明代江南的民歌,冯梦龙用原汁原味的吴语方言,将这首作品做了完整的记录. 这首明代江南民歌,具有五个特征,一是四句头山歌;二是一、二、三句押韵;三是艳歌;四是用“隔××××××”起兴.这种起兴在现在的江南民歌中依然丰富.如苏州民歌“隔河看见美娇娘,头浪青丝亮澄澄,面熟陌生口难开,唱支山歌姐思量”、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县民歌“隔河看见白牡丹,我远详要倷几化难;我荷叶盘打水滴溜溜心里转,雨笃知了口难开”、上海市崇明县民歌“隔河看见姐情深,唱支山歌姐听听;半真半假思量你,落雨芝麻口难开”、南京江浦县民歌“隔河看见牡丹开,牡丹开花红艾艾,左手摘个头上戴,右手摘个怀里端.     

头发的故事

和很多女人一样,我非常喜欢折腾头发。这事情总是遭到我姐的批评。她的结论是,我的头发每每长得不那么难看了,我就肯定又忍不住要去理发店把它搞坏。她说我无法与好发型和谐相处,我的头发始终是从负数向零挣扎。我姐确实是个伶牙俐齿的人,而且她比我还关心我的头发。我暗地里以为这是病态的。有一次我头发剪得太短了,她气得抓狂,最后逼我发誓说,如果我在她没允许的情况下又去剪头发,她(我姐本人)就不得好死。这实在是可怕的誓言,我从此丧失了对自己的头发的完整主权。每次坐在理发店里,我脑子里都在盘旋,我姐会怎么说?     

二十世纪中叶侨居在越南的华侨

正我生于1936年,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童年随父母侨居越南太原市谋生。1947年2月,由于战事紧张,全家从太原逃难到高平。1947年10月我11岁时,在越南高平省安平镇逃难中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又称两广部队,代号越北部队)。当时我二叔、三叔、大哥都在这个部队,我和祖母、母亲、婶婶、二哥、三姐6个人也参加这个部队并随部队回到祖国广西。1948年我随部队到云南,以后一直在     

魏寿昆 我的冶金化学梦

<正>"1907年9月16日我生于天津东马路南斜街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里。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沦陷,家道没落,大家庭解体。在幼年有记忆的时候,我已随祖父、父母等迁居天津西头大伙巷沿河二大街王家胡同,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我就读的私塾、小学、中学及大学都在天津,就连留学德国,也是考取了     

圣洁文坛姐弟情--著名作家茹志娟与邓友梅半个世纪的真挚友情

灵堂痛哭 1998年冬,著名作家茹志鹃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那天,一位年迈七旬的男子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凝视着志鹃姐的遗容,竟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扑在玻璃棺椁上失声痛哭。此时,他耳边又响起志鹃姐的警告：“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探访宁玛圣迹

藏历2001年元月29日,早上八点钟我匆匆背起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去山南的班车开得太早了,车站上只剩下去姐德秀镇的班车。坐上车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到达了这个位于雅隆藏布江边的小镇姐德秀,姐德秀并不大,但它因为正处于通往山南的交道要道上,这里商铺很多,东西也比拉萨便宜一些,江对岸就是著名的圣地扎洋宗和宗卡布,也是我们此行的终极目的地。由于交通的便利、旅游的兴旺。这里的渡口早巳不用牛皮舟了,     

西西姐与瘸脚郎

从前,有个苗族青年,小时上山背柴蹩坏了脚,走路一拐一拐的,大家就叫他瘸脚郎。同村有个姑娘叫西西姐,和瘸脚郎从小在一起长大,瘸脚郎十九岁时,西西姐也十六岁了,长得象一朵山茶花一样,十分逗人喜爱。他俩天天在一起劳动,长期相互爱慕,这一年就定下了亲事。邻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土司,周围九山十八岭都是他家的土地,这一带的彝族、苗家都是他家的农奴。这个土司年正四十,已经讨了三个老婆还嫌不够,年轻姑娘到他家帮工还债,都遭到他的污辱。人们恨透了他,但又拿他无法。土司早就见过西西姐的美貌,馋得他流     

小学三年级时的“反动标语事件”

正童年的许多事情我大都忘记了,可是,1969年3月,当时未满11岁的我在湖南冷水江市锡矿山飞水岩源和学校读小学三年级时发生的那次"反动标语事件",至今还时常出现在睡梦中,使我不寒而栗。事情发生在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得很早,并且习惯性地将书包放进教室后再下来跨过大操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