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章学诚方志理论体系的重点。章学诚曾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方志学结构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方志学学科雏形开始形成。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史取裁于方志,志应详于史;第二,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方法;第三,方志体例既明,撰写时还要行之有度,措施得当。而有关的方志编纂原则和方法理论,他在《湖北通志》序中,概括为四句话:“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但是章氏之论还不尽完备,尚有不少需要推敲之处。近代方志…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说在晚清之回响

传统的观点认为章学诚在他生前因不善考证并批评考证而被边缘化,在他去世后相当长时间内,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也一直处于潜伏隐晦的状态。直到内藤湖南、胡适、何炳松等现代学者把章学诚从"地下"发掘出来,他才扬名于天下,其学术思想才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事实上,在他去世后的晚清100余年间,方志学思想作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核心部分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主要方志学创见在晚清基本都得到回应,也不乏一些学者效仿章学诚的修志体例撰修方志。章学诚的方志学说被引用率极高,晚清方志学家已经奉他为方志学的权威。     

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的启示

章学诚首倡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主张于志书中为纂者作传并总结前志得失。在《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编纂实践中,章学诚设《前志列传》并撰写序例,阐述设前志列传的必要性并编写凡例。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拓展了方志列传外延,创新了旧志编纂体例,集中体现了其志属信史的方志理念,是章氏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章氏方志思想研究,同时也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方志学科的一部经典之作——读增订本《方志学通论》

仓修良新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全面展现了著者的方志学研究体系,对于当前方志学科建设的深化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意义。通过解读这部方志学科的经典之作,从方志发展史的建构、章学诚方志理论评析、方志批评学研究、胡乔木方志理论以及治学应有的态度和精神五个方面,总结和阐述了该书的重要学术价值。     

评章学诚《和州志》

评章学诚《和州志》宫为之最近在整理安徽旧志的过程中,有机会阅读了现存的８部和州志书。相比之下,觉得章学诚的《和州志》并非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章氏方志理论的初步尝试,倒是应该说是他用史体代替志体来实现他“卫道泥古”史学思想的初步尝试。正因如此,章氏的《和...     

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

台湾地区的现代方志学研究始于1945年,2000～2010年间,台湾期刊发表了相当多的方志学论文,同时与方志学相关的著作成果亦是非常丰富。台湾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方志发展史研究、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文献整理、方志编纂研究、方志应用研究、方志批评等方面。台湾学术界对方志学的研究颇具特色：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以台湾为主;研究的内容尽管没有大陆广泛,但对方志学的核心分支学科已多有贡献;由于方志学研究的实践性强特点以及台湾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围绕“二战”后方志编纂形成的论文是台湾方志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成了方志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给方志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方志学科的交叉趋势日益明显。     

再论《方志今议》对章实斋方志学说的承袭与发展

民国学者黎锦熙著有方志学论著——《方志今议》,此书吸取了章实斋的方志理论但不囿于陈说,又借鉴了现代修志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新见.笔者对《方志今议》重新认识,认为黎锦熙在方志属性上,完善了章氏的史性说;在方志体例上对章氏方志理论有所扬弃;更承袭发展了章氏对方志材料的搜集援引方法.本文即从此三点探讨《方志今议》对章氏理论的承继...     

也谈方志学科体系

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方志学科的体系构成问题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为了进一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也在这里谈点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方志学的学科体系是有其发展过程的.自清代章学诚创立方志学到本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方志学研究基本上处于笼统的未经分化的直观整合阶段,对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围、对象、功能和类型一直未作明确的区别.从研究形态上看,方志理论、方志批评、方志史和方志学史往往交织、掺合在一起;从研究主体来看,研究者常常是身兼数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

我国方志学,是一门历史相当悠久的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本身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内容,主要是研究地方志的性质,方志的编纂宗旨和编修原则,方志的结构和体例,方志的类别和各类方志的作用(社会效益),方志的编纂方法以及方志的整理和利用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从此以后,许多有关方志学的论著,几乎都唱同一个调子,把章学诚作为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者,认为中国方志学形成于乾嘉时代。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必须重新加以鉴定。     

傅振伦与方志批评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方志学研究大家,一生致力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方志批评是其重点着力的研究方向,造诣颇深,成就卓著。傅振伦善于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方志批评,并有诸多关于方志批评的标准。傅振伦方志批评的特点体现为敢于批评名家名志、提倡经世致用、勇于自我批评。傅振伦作为方志批评大家,对中国现代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方苞与地方志

清代是我国方志空前发展的时期,其间共撰成各类志书4300余部,并由章学诚等人创建了方志学。然而在清代前期,“桐城派”奠基人物方苞,在履任《大清一统志》总裁时,将治古文与治方志结合起来,提出“统一体例”、“由博返约”、“简明为要”等修志主张,对后期方志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以史人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

本主张从破与立的角度再认识章学诚。章氏认为方志编纂有四弊,即地理化、人化与公化、类书化、非理论化。为此,章氏主张方志编纂应学术化、历史化。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日修志很有启发意义。     

简论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

章学诚作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方志学编纂理论上,他提出编志须遵“循史家法度”,指明了编志的原则;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主张“文人不可与修志”对编志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基本理论的扬弃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方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方志学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近代志家、学者在接受章学诚“志”即“史”观点的同时,又面向现实,认识到“史”、“志”的不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相应地促进方志编修的体例、篇目、内容、编修方法,以及实用性认识上的变化。     

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内涵

清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提出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标准.然而对于章氏的“四要”美学标准志界说法各异,现例举如下:朱士嘉认为:“章学诚四要,指‘简、严、核、雅’,即志书中的内容和文字要求简明、典雅、真实,体例要求严谨.”(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姚金祥则说:“清代章学诚对地方语言文风的要求是‘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姚金祥、何惠明:《简明方志编纂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4页).李明认为:“章学诚修志罢黜传统的考据笔法,……提出的‘严’、‘简’、‘核’、‘雅’就是四条美学标准.‘严’可以理解为‘结构美’,‘简’可以理解为‘叙事美’,‘核’可以理解为‘事实美’,而‘雅’则可以理解为‘色彩美’.”(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上述诸家对章氏修志要简、严、核、雅的注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末对此     

论方志学体系的结构与构架依据

一、传统方志学体系结构 古人对方志纂修理论虽然有些论述,但大都零星片断,不得要领,更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至清乾嘉时期,章学诚始进行深入探索,全面阐明方志之性质、含义、范围、体例、章法,文辞及利弊得失,使其方志理论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成一家之言。但是,章学诚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结构没有进行理论阐     

章学城的方志编纂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的方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首轮修志结束、新一轮续志开始之际,我们联系修志实践,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借鉴其有益的经验,避免其时代的局限,从而开阔思路,与时俱进,搞好续志的编修,是极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