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自杀亡命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上海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最初主要有两幢监楼,占地面积10亩左右,后来陆续进行过扩建、改建,直到30年代中期才形成如今规模。由于其建筑精良,规模宏大,又大于日本的巢鸭监狱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所以又号称为“远东第一监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篮桥监狱的部分监舍曾辟为上海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日本战犯进行关押和审判。当时的典狱长叫江公亮(安徽旌德人,南京法政学校、北京中华大学毕业)曾兼任过一个时期的战犯拘留所所长。     

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日本战犯从国防部战犯监狱越狱之后

<正>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除提篮桥监狱外,还有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监狱。它建于1947年1月,位于江湾殷高路5号(现为上海市劳动教养所),由于地处江湾高境庙附近,所以又俗称江湾战犯监狱。该监狱初称上海战犯拘     

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巢鸭监狱：占领之下的“异空间”

日本战败之后,审判战犯成为了盟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工作。在美军的接管下,东京的巢鸭监狱内收押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数千名日本战犯。虽然其中部分战犯被绳之以法,但是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蜕变,绝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被减刑乃至直接释放,而被处刑的日本战犯也被偷偷的搬入靖国神社合祀,这不仅造成了后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     

《侵华日军战犯徐州审判档案汇编》问世

<正>徐州市档案局(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800元本书将徐州市档案馆所藏的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简称"徐州审判")档案按原样影印出版,并编制了详细的目录,内容包括:(一)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包括徐州绥靖公署成立的档案,检举战犯通告,军事法庭审判长、检察官履历,关于侦查、搜集、检举、呈控日本战犯罪行的起诉书、判决书等;(二)徐州审判剪报资料,主要内容是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有关徐州审判的新闻;(三)战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作为在太原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的新闻报道工作,有幸目睹耳闻了这次审判战争犯罪分子的全部过程。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1947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

有罪必究, 法网撒向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法准则,以及由中、美、英、苏等１１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犯有危害和平、违反战争法规、违背人道罪行的甲级战犯由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属于上述罪行现地责任者、直接执行者的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中国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汉口（武汉）、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了１０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乙级战犯。在南京大屠杀中率所部烧、杀、淫、掠的日军第６师团…     

中国境内病亡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嘀铃铃……”1946年11月28日下午2点半,位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内的一幢高达8层、设有350个床位的监狱医院内,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喂,我们这里有一名要犯,突发急病,情况紧急,迅速抢救!”不一会儿,医院里抬进一副军用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日本人.看守人员告诉医院,这是一个要犯,必须尽力抢救.随即监狱医院处于紧急的工作之中.提篮桥监狱医院收进了一个病犯,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原来此人是监狱在押的日本战犯陆军大将冈部直三郎.他1886年生于日本广岛,1905年11月和1915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来又以军事研究生的身份出国留学.1930年他就来到中国,在东北地区残害中国同胞.后来奉调回国,1934年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

1945-1949年,国民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中国设置了十个军事法庭,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本文依据历史档案和记载,从前期准备、审判经过、重要个案审判、特殊案件的审判等方面对审判的全过程作了回顾和再现,首次披露许多具体史实。对国内政治因素导致的缺陷和冈村宁次案的重大误判,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追忆五十年前东京采访

1947年夏,有一批日本侨民和战俘从上海遣返日本。当时,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管理日侨俘处长邹任之同意,由《改造日报》社派随访记者同船去东京;我就以记者身份搭乘美军运输舰,由上海直航日本横须贺港,再转乘火车到东京。目的是想设法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情况。     

犯罪属地原则与证据中心主义:战后北平对日审判的实态与特质

1946年4月至1948年1月间北平军事法庭对所辖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由于华北地区沦陷时间长,日军的流转范围较大,故实际拘捕的战犯嫌疑人大多是现地受降的日军现役人员。战犯嫌疑人的确定基本依靠民众检举,而战时负责地方治安工作的宪兵及警务人员成为追究的重点对象。北平审判具有在受害地对暴行实施者进行审判的鲜明特质,一方面反映了乙丙级战犯审判对于地方受害民众正义求偿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亦不能因此抹煞其建立在证据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规范性与正义性。     

侵华日军秘密役使囚犯修筑浙江嵊泗军事设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营井喜三郎、本田清一先后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当时称刑务所长;日本称监狱为刑务所),不久,他们还从日本调来十余人充任     

30万南京同胞被屠杀的史实岂容否定

一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1947年中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     

正义的审判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一伙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罪魁祸首以及违反战争规约及贯例的战犯们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审判的情景.受审时,在法庭已获得确凿可靠的证言证据下,一个个狡猾抵赖,无理狡辩,千方百计企图推卸罪责,逃避世界人民对他们的惩罚.     

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侵华战犯,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审判遗址是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旁的一座融中国古典与苏联风格于一体的古老建筑。审判结束后改做北陵电影院,     

加害与受害的双重变奏——对朝鲜BC级战犯的审判及其遗留问题

因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施强制动员计划,许多朝鲜青年被迫或自愿应募为战俘营看守,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日本战败后,盟国为了追究日本法西斯虐待战俘、侵犯人权的罪行,设置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些战俘营的朝鲜看守作为BC级战犯被起诉和审判,129人被判决有罪。朝鲜BC级战犯背负"对日协力者"的名声,遭遇来自亲朋故旧的蔑视,同时给在故乡的亲人带来了不堪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战犯既不能回归祖国,也无法融入日本社会,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扮演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为了洗刷罪名、恢复名誉、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了持久的抗争。     

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

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李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军事法庭,对轴心国主要战犯进行了一次国际性大审判,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此外,许多被侵略国家还单独审判了其他一些战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欧洲（纽伦堡）和远东（东京）两个国际军...     

1956,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实录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紧接着,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进行这一历史性的审判。审判结果令世人瞩目:全体受审战犯各个谢罪,无一赖罪,国际审判史无前例。这既是对昨日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也是对今日战争狂人的严正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