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社人修建莫高窟的活动——以供养人图像和题记为中心

本文通过梳理莫高窟现存的社（邑）人开凿和重修洞窟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结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有关社人修建洞窟的文献,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人修建莫高窟活动的历史状况进行系统考察。     

斯坦因与敦煌佛教绘画

<正>一九○年的一天,道士王圆在敦煌清理一处洞窟时,发现了隐藏千年的藏经洞。洞内堆满魏晋至隋唐五代的文书和绘画。令人痛心的是,藏经洞中的珍宝很快遭到劫掠。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外国人是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现藏伦敦的诸多敦煌文物,便系经斯坦因之手入藏。英国著名学者韦陀将为我们揭开这些旷世奇珍的神秘面纱。大英博物馆很少展出的藏品中,有一批来自中国甘肃敦煌的唐五代佛教绘画。二十世纪初,斯     

二十年来的日本敦煌学

正一、何谓敦煌学。自古以来,敦煌就是以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的绿洲城市。它的一举成名,是因为被誉为沙漠大画廊的世界遗产莫高窟及其第17号洞窟(藏经洞),1900年在此窟中偶然发现了敦煌文书(除古文书外还有典籍、印刷品,故也称作敦煌文献)与绘画、丝织物等美术品。所谓"敦煌学",除此之外,还有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等分布在敦煌周边的佛教石窟群、近郊的城塞、长城与古墓等遗址,以及利用从这些遗址发现的木简、古文书、随葬品等多彩的史料,研究敦煌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商榷

沙武田先生在藏经洞封闭原因上主张"1052年末法说",但在敦煌遗书中并未发现任何与"1052年末法"相关的记述。另外,不论是"辽"、契丹"、辽之主要城市还是辽之主要姓氏都在敦煌遗书中难觅踪迹。"1052年末法"引起统治阶层重视是1027年,此时敦煌与辽已经七年未曾往来。由此可见,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辽之末法甚至无传入敦煌之可能。所以因辽"1052末法"封闭藏经洞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文字材料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应用

从1900年发现被誉为"中古图书馆"的藏经洞至今,敦煌学的发展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得益于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资料,敦煌石窟的研究能够关注到更多的细节,学者们也日益重视将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相结合进行研究。文章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文字材料(包括壁画题记、藏经洞文献、碑刻、传世史料等)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应用,并进一步探讨文献与石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敦煌佛经略考

敦煌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也是我国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地区之一。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至宋代前期藏经洞封闭的八、九个世纪里,敦煌的佛教信仰,历久而不衰。敦煌的写经事业,亦始自晋代,扩于六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历时六、七个世纪之久。敦煌藏经洞遗书,以佛经文献为最丰富,敦煌遗书,严格地说,亦可以称之谓佛经遗书。现就敦煌佛经的某些问题,作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正当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非常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4—11世纪的古代遗书与物。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由是出世。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敦煌石窟归义军首任都僧统洪辩供养像考——兼论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随侍现象

洪辩作为敦煌张氏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参与过张议潮推翻吐蕃的起义,是敦煌名僧,藏经洞保存有他的彩塑写真像,为学界所熟知。洪辩在莫高窟营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据敦煌写本记载他在莫高窟建"七佛药师之堂""法华无垢之塔",另据研究第16窟也是他的功德窟"吴和尚窟",因此他在莫高窟应该有相应的供养像,可惜因这些洞窟均经后期重绘,洪辩供养像的信息尚不明确。但经我们考察研究发现,在张议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发现有洪辩的供养像,这与藏经洞洪辩彩塑写真及对应壁画组合有密切关联。更为有趣的是,经仔细梳理第156窟供养像的图像和历史信息,在第156窟洪辩像后跟随着同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养像,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出现在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中。洪辩和其弟子悟真供养像在第156窟的发现,从供养像的角度,为敦煌佛教及其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洪辩写真像与供养像的图像组合关系,简单探讨历史时期佛教高僧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侍人""侍者"现象。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掉,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被漠视的敦煌劫宝人——塞缪尔·马蒂洛维奇·杜丁

译者说明：敦煌藏经洞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偶然打开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探险家”陆续来到这里,劫掠走了大批的经卷和其它文物文献。这些所谓的“探险家”,有的广为国际汉学界所知,而大多数却暗淡无光。了解所有的“探险家”与敦煌有关的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敦煌宝藏被盗取的历史真相,而且对于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无益处。适值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一百周年之际,现谨根据有关文献,译介上个世纪之初一位俄国“探险家”与敦煌有关资料,以供参考。诸如斯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奥登堡(Olden、urg)这样一些中…     

关于藏经洞为洪辩影堂(影窟)的一点认识

关于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的性质问题,马世长先生曾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画史和文献中对寺院里绘有壁画,并配置碑刻、造像等物的纪念性堂屋建筑称之为影堂,而"藏经洞中画壁画、立碑、造像,显然都是纪念洪辩的",因而藏经洞是洪辩的影窟(影堂).     

甘肃藏敦煌汉文文献巡礼

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年之际 ,甘肃人民出版社对甘肃境内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进行普查、鉴定、整理、拍摄 ,结集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一书。本文对书中文献来源及特点 ,与混其中的疑伪品未收入此书的赝品作了述论。     

文化交流融会,文明共存共荣

正古代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发展的1000年,促进了东西文明的交流,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的文明精华,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催生了公元4~1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735个洞窟和窟内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公元5~11世纪的6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莫高窟的佛教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除保存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艺术、文学、经济、科技、民俗等珍贵史料外,还保存了许多反映古代亚欧文明的材料。如莫高窟公元5     

关于罗寄梅拍摄敦煌石窟图像资料

敦煌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宝藏,历经中国中古时代之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回鹘、元等多个朝代,一千六百余年时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敦煌的艺术家和无名工匠们创造了无比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计有800余所洞窟,壁画近50000余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对于这些精美艺术品和稀世珍宝的考察、研究,自20世纪初,特别是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就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探险家、     

敦煌千佛变画稿刺孔研究--兼谈敦煌千佛画及其制作技法演变

作为制作洞窟壁画千佛类绘画的画稿,本文首先介绍了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份刺孔类画稿,然后交代了敦煌石窟千佛画的发展与演变,并特别指出了其中作为千佛变的一类作品。在此基础上讨论画稿刺孔与洞窟壁画千佛变的密切关系。最后又就敦煌石窟千佛画制作技法及其演变关系作了详细考察。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敦煌艺术亮相中国美术馆

为弘扬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研究院于2008年1月19日至2月21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内容包括敦煌石窟艺术展、艺术名家与敦煌展、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作作品展三部分。敦煌研究院为此次展览提供了丰富的展品,包括敦煌石窟复制洞窟10个、敦煌石窟彩塑复制品11尊、敦煌石窟壁画临本120幅、敦煌莫高窟千相塔出土彩塑真品10件、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真迹10件、敦煌石窟其他出土文物10件,以及部分“艺术名家与敦煌展”展品、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作作品。这些石窟艺术珍品以往多是在博物馆里展出,     

《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序

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中大量经卷文书的显现于世,敦煌文献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在上世纪已成为国际显学。由于敦煌文献多用俗字书写,其中还有很多当时的俗语,又因抄录者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加之书写潦草,错字及容易误识误解的地方很多。当学者们惊喜地从中挖掘关于文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是末法思想。辽代有1052年“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与辽有交往,发展到曹宗寿、曹贤顺初期二地更是关系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便传到敦煌,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敦煌佛教教团便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为代表的措施,表达了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即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可能封闭于曹贤顺初期(公元1014—1020年)或稍后。     

敦煌唐写本《刘子》新识

《刘子集校合编》收录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刘子》写卷共8件.但这一搜集数量并不完备,经统计相关写卷可达12件之多.本文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又新辨识、比定出《刘子》写卷1件,并指出该唐写本不仅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能够与同类中、英公私所藏敦煌写卷进行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