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编课本

正陈伯吹,上海宝山人。当过学徒,做过教师,干着编辑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创作。1954年9月,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任上,奉调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1954年10月,陈伯吹来到北京,住在景山东街54号院。小学教师和童书编辑的经历,儿童文学创作的志向,让他编写课本得心应手。     

背影

读书时第一次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当时尚小,只觉得朱老先生太过矫情,不过是父亲的背影而已,至于流泪吗?等到高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的背影,小时学过的那篇课文忽然就浮现于[前,[泪忽一下就流了下来,让我措手不及。一直以来,父亲是我的骄傲,记忆中的父亲无所不能,会炒一手好菜,会修各种电器,会做家务,甚至还会用缝纫机。但让我最骄傲的是父亲吹得一口好口哨。他不太会唱歌,但是却能把听过的歌用口哨吹出来,不管是高音还是低音,是那样的好听。以至于我当时认为,口哨只能我父亲吹,听到别人吹,我会跑出去,用我三岁的小嗓子喊:这是…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母亲唐淑德的非常人生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一生。 我的父亲孙寒冰,曾经以创办中国第一本《文摘》、宣传抗日、在国民党统治区推出《毛泽东自传》而受人称道。不幸的是他于1940年5月2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大轰炸中牺牲,死时才37岁。此后,我的母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含辛茹     

施今墨与华北国医学院

在北京西城大麻线胡同,有一座幽静的院落。30年代初,施今墨先生在这里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1881－1969年）,浙江萧山人,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他创办的这所新型的中医高等学府,汲取了西医学院式教育之长,改变了中医“师承家传”的传统带徒形式,为近代中医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的父亲吴兆祥是华北国医学院的第二届学员。父亲年轻时患病被医生误治,使病情加重,几乎丧生。后来,幸而求治于施今墨先生,施先生以其高超的医术,妙手回春,使父亲彻底摆脱了病魔的纠缠,完全恢复了健康。父亲…     

蒋纬国生前与家父金定国的书信交往

孙中山先生当年创办黄埔军校时,身边有三位重要助手:蒋介石、戴季陶及我祖父金诵盘。后来孙中山先生将蒋介石、戴季陶的儿子及我父亲金政分别改名为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     

只有“老”是不行的——门僮的秘密

巴黎的勒力克酒店,去年在法国地方报纸《西南报》上登出的门僮招聘启事上赫然地写着对年龄的要求：45岁以上。 世界上最著名的酒店老门僮当属香港半岛的陈伯,即便在他百年之后,他的照片依然摆在半岛集团总裁的办公桌上。从陈伯开始,全世界的酒店似乎都在急于找到一张能够像陈伯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的门僮的脸。     

王若飞自传

我于一八九六年生于贵州安顺城内一个地主家庭中。亲祖母早死。只在五岁前,我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后,庶祖母即将我父亲逐出(她偏爱其亲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房推磨与厨下烧饭工作,而我与妹妹则成了祖母伯叔每天拳打脚踢的东西。七岁时才被齐生舅父接到贵阳(连同母妹一块)。我父亲当时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童年时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养活长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贫,完全靠教书过活。他创办达德学校,我即在该校读书(这个学校现在已有三十七年历史,有学生一两     

毛主席与“铅笔大王”吴羹梅

我的父亲吴羹梅（1906---1990）,江苏常州人,原名吴鼎。1932年毕业于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标准铅笔厂,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在哈尔滨筹办中国标准铅笔厂,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父亲与毛泽东主席曾有数次会面,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树理三则

鱼儿又回到水中 赵树理的父亲是农村八音会的全把式,能吹,善打,会拉。每逢阴雨大气,父亲常把他带到八音会去玩耍。八音会设在村东头吕铁牛的家里。因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新闻界的老报人也许还记得南京报坛有办报兄弟俩,哥哥张友鸾曾在多家报社任过总编辑,后自办了《南京人报》,报界习惯称他为“张大先生”。弟弟张友鹤在南京创办了第一家晚报《南京晚报》,人们称他为“张二先生”。他们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勇立潮头方显创业担当

我是福建莆田东埔镇人,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小时候跟随父亲到晋江,边上学边学做蒸笼. 回想当年,年少的我肩挑手扛一屉屉的蒸笼担子,开启了我人生艰难的创业时刻.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我从竹制品批发,之后跨行到建材生意,再到和兄弟们一起在武汉打造集展示、仓储、物流、办公、酒店为一体的华中地区建材枢纽中心.吹着江风,我感受着江...     

向父亲学习做父亲

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父亲给予我们很多教诲,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忠诚”。父亲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律师,但他却专门为一个法律事务所工作了很多年。大萧条时期,祖父被诊断患了癌症,父亲没有钱给他治疗。法律事务所的一位老同事知道父亲的困境后,给他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支付医疗费。父亲为了报恩,一直为那个人服务。直到老同事去世,父亲才离开,在华尔街创办了自己的专利和商标法律事务所。     

我童年时经历的“反标事件”

与许多中国家庭的孩子一样,我有满怀爱和责任心的父母。父亲李楚兴是湖北襄阳人,他在国立湖北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1949年大学毕业后,经过在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培训后。父亲走上社会．在当时黄冈地委书记赵辛初领导下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了黄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亲张怀俊先后在黄冈县银行、妇联T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双双从黄冈调到湖北省委宣传部。“文革”前夕．又先后调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把家就安在了武汉市。我原名洪浩,随母姓张,1960年10月在武汉出生。     

40年前高考:废品堆里找课本

正1978年,辍学10年,只有初中文化的我鼓起勇气走进了考场。本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高考的春风就已吹绿了我这个枯死多年的学子之心。记得当时媒体公布恢复高考时是10月份,而考试于一个月后进行。靠一个月的复习考上大学对于我这个68届初中毕业生来说不是天方夜谭吗?事实上1977年考上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66届高中毕业的精英。因此,当父亲把初中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的     

南郭先生新传

齐宣王好听吹竽,尤其喜欢听许多人一块儿吹竽;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但能捧着把竽装装样子,混在人堆里和大家一块儿“吹”,居然也没被发现,在宫廷乐队混得不错。可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威王继承了王位。齐威王也喜欢听吹竽,却好听独奏。这下子,南郭先生混不下去了,只得灰溜溜地捧着竽回了家。宫里虽然待不下去了,不过,南郭先生凭着这些年滥竽充数挣来的钱,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倒也不错。也许是应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南郭先生的儿子小南郭,也学了父亲的样子,整天煞有介事地捧着竽,只可惜,头脑里缺乏音乐细胞,愣是吹不出声     

父亲传递了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信函

我在整理父亲生平材料时发现,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贝德士信函是经由我父亲传递给国民政府当局的。我的父亲黄溥(1896-1982年)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是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父亲是长沙     

傅炯业的创作轨迹

这首《老友六十初度抒怀》,是原洪山区教委主任陈伯安和武汉市作协主席董宏猷1999年在傅炯业同志六十花甲时所作的贺寿诗。     

父亲黄炎培的黔诗黔情

1937年抗战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犯上海,我父亲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被推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军民坚守淞沪阵地,历时三个月,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叫嚣。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1938年5月父亲来到贵州,这时他已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他早年创办的浦东中学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     

冒效鲁在安徽

1958年,为了支援安徽创办安徽大学,先父冒效鲁奉调安大任教。为了教育事业,他义不容辞,他对家母说要在安徽施尽才华,把书教好,毅然举家迁居合肥。让父亲放心不下的是老病的祖父冒鹤亭,时年祖父86岁。为了照顾祖父,解放初父亲婉谢胡绳通过沈志远邀请他去北京工作和叔叔冒季美从香港寄来的大学聘书。祖父成名很早,是著名学者。19世纪末,国学大师陈衍称吴汝纶、林琴南和冒鹤亭为“海内三古文家”,当年祖父才20余岁。当代学者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拟我祖父为“天贵星小旋风柴进”。祖父有5个儿子,他认为能承家学的是父亲,并赋诗鼓励。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