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苗学的三个历史阶段

尽管早在17世纪初叶,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于猎奇和探险而与苗族有过初步的接触了解,但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这个古老的民族仍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在他们的著作中零星地提到苗族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其种属问题。我姑且谓之为“早期西方苗学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学者和作品有：1861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e关于中国的苗族或土著居民》,1862年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长江上的5个月》．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德·卡特勒法热《人类种族通史》、韦尔努《人类的种族》和拉戎基埃《在越南北部的两年》,189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中国西部的…     

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确立了更为稳固的根基。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克罗齐、柯林武德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分析学派罗素、波普尔、亨佩尔等人,则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坚持传统史学史的路数,继续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身份,认为古典史学与现代西方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和承接关系;另一种则质疑希罗多德的著作具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剥离出来,并由此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这两种研究路径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各有其优缺点,有必要相互借鉴。     

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

根据社会生产力和实践第一的检验标准来考察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类型,可以发现,在20世纪,出现了美、日、德、英法、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区、其他发展中国家、苏联东欧转轨国家等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发展和停滞的两重趋势中,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仍然是发展。     

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

西方近代的历史学,不用说,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不过,历史在西方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西方一般地称之为“科学的”历史学——并且成为西方的史学传统,则始于十九世纪初。它是由德国历史家彼·基·尼布尔,特别是利·冯·兰克奠定的。西方学者通常把尼布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两个阶段

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创作动因、诗歌风格、创作影响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对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谢灵运山水诗所蕴含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20世纪西方史学中两次性质不同的变革

如果对西方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粗略的归纳,那么大体可以认为,在这个历程中发生了两次较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发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新史学的变革;第二次是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从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的变革。同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波澜起伏一样,发展变动的不平衡性也普遍地存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承流变之中。以20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这两次变革而言,它们在内涵上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超越,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论20世纪科技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

20世纪的科技发展,更新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提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史学方法论;开辟厂新的史学信息来源,增加了新的史料类型;改善了研究手段,繁荣了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整体性的进步,不仅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提升了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     

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 2 0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 ,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 ,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 ,是当代学人尤其是历史学者的职责和使命。为此 ,我们拟专设几期 (不定期 )“2 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彭明教授、张宪文教授、朱汉国教授和李云峰教授四位专家的四篇以学术创新为特色的高论 ,为本栏目第一期。通过此次和今后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和讨论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史 ,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 ,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 ,并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来信来函请寄本栏目编者翁有为教授。     

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概述

20世纪,欧洲知识界兴起了一种新型话语：女性主义文论。它从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开始,经过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论争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英美学派力图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两性对立以及女性失声的真实状况,法国学派却试图希望通过建立具有女性特征的语言来改变不合理的秩序。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文论显示出了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     

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

历史气候是20世纪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问题已开始予以关注,但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且缺乏深度,研究水平大体仍处于发轫与起步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在研究方法上,除继承前一阶段依靠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归纳之外,还拓展了资料范围,对资料的解读更加全面和深入。同时,引入了同位素、孢粉分析以及模拟方法等全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对资料的重新解读以及新资料的发掘,涌现出一些突破性研究成果,区域研究呈现出更加活跃的局面,相关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20世纪我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古人类学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后,从最初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外国学者.发展到今天已拥有一支自己的研究队伍,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本文对此作了回顾,并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

本文概述了 2 0世纪历史文学研究的历程 ,把 2 0世纪史家关于历史文学的观点归纳为三种 :一是强调科学性而不主张使用文学笔法 ,代表人物是陈垣、何炳松 ;二是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性 ,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张荫麟 ;三是既强调科学性 ,又重视艺术性 ,提出“准确、凝练、生动”的历史文学原则 ,代表人物是白寿彝。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 2 0世纪史家在历史著述方面的优良学风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论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

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20世纪历史巨变的综览

站在世纪的终点回眸和综览百年来世界的变迁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尽量用简短的文字向读者概述这一个世纪的巨变,也是世界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它不仅变化最大,而且变化万千。如果从世界通史角度观察,２０世纪有五个方面...     

论学习西方运动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

20世纪初的社会思潮突出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进程中的不断进步。首先,将学习西方物质明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挽救民族危亡,做了逻辑的联系。其次,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化的学习,并伴以选择、改造、批判的理性态度。第三,在对自己民族与化反省的基础上,将对西方化的学习推进到观念意识层面,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     

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

自18世纪末开始,历史学尾随近代自然科学的观念,追求客观性,为的是使历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奠定在科学观念的坚实基础之上。百余年的追求与积淀,使许多历史学家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客观主义烙印,“如实直书”一度成为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对历史的客观本质及其可能性缺乏深思熟虑的观点,直到20世纪——这个被称为相对主义泛滥的世纪,仍然挥之不去。即使是20世纪新史学的旗帜——年鉴学派,也无法避免19世纪客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