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二里头新探

二里头遗址地处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东部,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在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二里头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响,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发端于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编钟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乐器。钟的前身是铃。从早商的扁圆形铜铃到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钮钟和镈钟,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用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制礼作乐成为施行政教的大事。“钟鸣鼎食”,作为众乐之首的编钟标志着王公贵族的权势地位。编钟的铸作集中表现了当时冶铸技术、音乐艺术的水平,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个象征。     

金华明清建筑中的礼乐文化

明清时期金华地区的村落建筑凝聚着灿烂的礼乐文化。以仁释礼、以礼齐家,传承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儒教思想的建筑语言,贯穿着由宗祠、住宅、风水、牌楼、戏台、雕刻等组成的金华村落礼乐文脉。这些古建遗存为研究金华传统村落建筑文化与礼乐思想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商周礼乐制度探析

商周礼乐制度是一种从王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金字塔式结构体系,属于商周社会的统治阶层,而且通常以血缘和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到西周时期,宗法政治体系实行天子、卿、大夫、士和庶人的等级制度。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礼乐制度,礼乐器组合也不同,礼乐器既要适应等级制度体现的社会关系,其组合又要反映礼乐制度的时代特点。     

唐文化多元互动新解

<正>礼学与胡学的互动互补。唐代君臣,特别像"贞观之治"时期的李世民、魏征等这样一些明君贤臣,多以周公礼学中的"以礼治国"或"以德治国"的管理思想来指导其建国、治国方略,并且更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     

浅谈孔子对中华文明的五大贡献

孔子生活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礼乐文明,到了孔子时代,开始礼坏乐崩,面临着革故鼎新的大变化。“革故”,要继承优秀传统;“鼎新”,要顺应时代前进的方向。孔子是那个时代的礼乐大师,他大胆宣称“斯文在兹”,以“斯文”自认,通过著书立说和整理文化典籍,继往开来,全面终结了以往的礼乐文明,向新时代提供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的经典文本。以往人们在谈论孔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往往语焉不详,未做具体论述。笔者认为,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五大贡献。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考述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在“礼”的方面,可分为传承礼“义”、传承礼“仪”礼“容”。其传承方式是或着于竹帛,或直接传习“礼”的礼典和动作。在传承“乐”的方面,表现为《乐》的成书及亡佚。经过战国至汉初儒家的传承,宗周礼乐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但已不再是周代旧“礼”下礼的“义”、“仪”、“容”浑然一体以及礼乐水乳交融的状况。     

宋明清仿制三代青铜礼器原因考

宋明清三朝各有不同规模的仿制三代青铜礼器之举,器物质地有铜、瓷、木、竹、漆等.表面上这种仿制活动只是不同时期决策者的个人爱好,深入研究则可以发现其目的是要借此复建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并规范社会行为,是对三代青铜文明的渴求与复兴.     

从“问鼎中原”到“问鼎江南”——《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的知识创新

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是关于中国文明溯源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在距今五千年之际,玉文化的发展率先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体系化规模化。以璧琮璜钺为组合特色的玉礼器体系,随后从长三角出发辗转传播到各地,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奠定夏商周三代文明国家的王权象征基础,开启华夏王朝历朝历代尊礼崇玉传统之先河。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商周大青铜樽出土记

汉南区纱帽山商周大青铜樽,从1965年出土,到现在已31年了.这件文物的出土,证明武汉在商周时期的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准.商周大青铜樽出土后,湖北省博物馆,曾作为馆徽印记在参观券上.嗣后又运往美国、德国、日本等地展出,深受国内外人士的欢迎,都为它造型华美,工艺精湛而称赞,表现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博大精深的形象.回忆当年亲见这件文物的出上,至今犹感是件幸事.     

春秋战国灾礼略论

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古人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有限。为了应对灾害、灾异。春秋诸侯国一方面试图以"德"禳灾,采取一些务实的荒政措施抵御饥荒、水旱等灾害,同时也发明了一套抵御灾害的礼乐制度。这一礼乐制度即是灾礼。灾礼即以礼乐制度来抵御、消解灾害。     

河南大学举办黄河文明学术讨论会

1987年9月23日至25日,为庆祝河南大学建校75周年举办“黄河文明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家、先秦文化史专家杨希枚、北京大学商周考古专家邹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安金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郑杰祥、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马世之以及河大部分师生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河南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唐嘉弘教授主持讨论会。与会者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起源最早的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文化起源地不只黄河流域一处。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一产生,就有访华,文明则是社会发     

梁武帝新制礼乐研究

中国古代礼、乐于社会早期虽已有可考历史,但二者真正合并成体系却是周初,于春秋末期经历了"礼崩乐坏"。在礼乐制的发展过程中,齐梁是个特殊时代。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时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重制礼乐制度,将西周礼乐再一次搬上历史舞台,于音乐史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将从梁武帝时期入手,从音乐方面阐述梁武帝的礼乐制以及他对改编、创新诗歌的推动作用。     

鲁国礼乐传统研究

礼乐传统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荦荦大者。一般说来,中国在跨进文明门坎的时候,礼乐文化已趋发轫和形成;然而,从人文理念的角度来考察,礼乐具有规范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功能应始于周初。质言之,礼乐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     

殷墟卜辞中的礼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称为大作,殷墟卜辞中有"令尹作大田"的记载,大田指大田礼。无名组卜辞中有"作礼庸",礼庸指常礼。商代礼制中有"旧礼"和"新礼"区分,合于先秦思想家所说的损益之道。     

二里头青铜乐器、舞具组合助祭初探——从镶嵌绿松石龙纹铜牌与铜铃组合谈起

<正>在早期中国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古人看来,祭祀是非常神圣的活动。中国古代文明同世界其他古文明一样,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处于“靠天吃饭”的局面,因而古代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处处都想通过各种独有的行为和手段敬奉、愉悦众神,如在祭祀天地、祖先、自然神等活动中进行的宴飨、舞蹈、乐器伴奏等,以得到众神的惠顾和保佑。此即《说文》所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乐文明就是人们在这种祭祀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试述淮河流域早期的族群融合

淮河流域早期族群被史称为夷、东夷、徐夷、淮夷,创造了独特的文明。淮域族群在发展过程中,与夏商周三代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由冲突而融合,文明相互交流而融汇,社会结构由血缘关系而地域关系。秦汉时期,淮域族群终被编户齐民,成为夏夷一体。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可加深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