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李大钊对北洋军阀政府态度的演变

早期李大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和认识有一个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及其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特点,以及他对北洋军阀政权性质的认识的全过程,将有所裨益。     

论辛亥革命前批判理性的成长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洋务派以实业救国的认真努力翻开了近代中国批判理性成长的第一页;改良派在总结洋务派失败的基础上,在变革政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自身强大的药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新一代新国民;而革命派则以强烈的勇气冲击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国民劣根性,它与改良派相互辉映,把辛亥革命前中国先进人批判理性的恩潮推向一个高蝰．     

辛亥时期梁启超的改良思想

改良,无疑是与革命相对立的概念,因此,辛亥时期的改良派曾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封建主义的同盟军”。但是,历史是否象理论这样规范呢?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变化,资产阶级要革封建主义的命,是时代的基本课题。运动的领导权从改良派转到了革命派手里,改良派坚决反对革命,给革命制造了不少阻力。但是,改良派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所向往,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思想又是革命思想的补充。本文试以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为例,来剖析这     

论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李大钊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做法。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对其他进步思想采取宽容态度,在各种思想平流并进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从劳工利益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用马克思主义论证劳工运动的合理性;他坚持在人民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     

试论革命派对改良派的策略原则

20世纪初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最辉煌的年代。然而辉煌的开端就已埋藏了历史悲剧的酵素,这个本身并不十分成熟和强壮的资产阶级分裂为两个政治阵营——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集团的分化并不都意味着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而且也不仅仅表现为单向的直线延伸,剧烈的社会变动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使两派力量处于不断的“互趋”“和合”的发展态势。问题在于,处于时代中心的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并没有充分洞悉到这种复杂微妙的两派关系转化的机遇,没有把握住这种历史转折的契机,致使可能的两派“和合”复归于现实的“分裂”。这一历史失误集中表观为孙中山对改良派的策略原则。     

章门弟子与辛亥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章门弟子仅是在学术领域才有所建树,而事实上他们的政治思想也相当成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便在与改良派论战的过程中,分别就革命与改良、排满与反帝、共和与立宪三个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论辩,驳斥了改良派的错误言论,澄清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客家先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的化述中浮现着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思想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民间化。他们对民间化的现代功能进行阐发与张扬,利用民间歌谣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1899年,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们如何对待和评价义和团运动,多年以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都是采取简单的否定甚至咒骂的态度,像《开智录》所主张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在当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戊戌政变以后的唐才常,一方面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兴中会有接触,思想矛盾,主张模糊。反映在他所领导的自立军,也就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究竟对唐才常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怎样估价呢?究竟自立军是进步的起义还是反动的“勤王”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以为唐才常是在近代中国起过     

《悲佃篇》的巨大贡献和可悲结论

刘师培的《悲佃篇》,用“韦裔”的笔名,发表在一九○七年七月出版的《民报》第十五期上。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土地问题论战的重要文章之一。关于《悲佃篇》的性质,史学界评论不一,或说它是革命文献,或说它是辛亥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篇精彩论文;也有人说它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甚至以把它编入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另册”而后快。我认为,如果我们联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的根本任务,联系刘师培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联系《悲佃篇》发表时革命派和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概念

纵观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过程,始终与当时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运行轨迹相联系。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因而构建了"中华民族"概念,从当时的形势看,是必要的。改良派也把"中华民族"构建成汉族概念,并试图抹杀满、汉差异,目的是证明满族贵族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国家认同的基础都是"生物性的民族",然而从人类发展的趋势看,只有构建"超民族性"的公民国家,才能建立起牢固的国家认同。     

李大钊和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的研究回顾

李大钊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回顾这一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几个问题:一是政治因素在李大钊研究中的影响;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至于李大钊研究的客观和公正;三是大量文献发掘拓展和深化了李大钊早期活动的研究,特别对于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传播中的贡献有了相当清晰的展示。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转变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与此同时,汉族的知识分子也经历了民族认同转变的历程。一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要求在满清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张"不分满汉"的建构民族国家;而另一部分激进的汉族知识分子则走到了清王朝的反面,主张"种族革命",彻底的推翻清王朝。本文试图对这种转变的原因、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的转变情况以及对民族国家构建带来的影响做出一定的探讨。     

重温中美细节

戊戌变法和辛亥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把美国当作一面镜子爱恨交织中好感占主流1784年来广州开拓商业奇迹的“中国皇后”号上的美国商人,是现在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最早来华的美国人。那时的美国,还是刚刚独立建国、处于邦联体制下的松散的十三邦联合体,与1789年创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联邦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还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之一。他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中国早期的革命运动方面建树了伟大功勋,而且为党的民族工作,尤其是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我们在这里所写的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并不只限李大钊个人的革命活动,而且也包括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党组织,以及邓中夏、赵世炎、黄日葵等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实践活动及其功绩。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

<正>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是西学东渐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产物,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思潮、发表政见、引领社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无论是早期改良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革命派都相继创办了许多报刊来宣传主张、表达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创办了具有党报党刊属性的刊物,如《新青年》《共产党》等,《向导》则是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众多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应运而生,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同时创办的还有不少地方党报党刊及军队报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先后和《红旗》《求是》构成中共中央的一报一刊。     

从康有为、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看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

从康有为、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看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梁修琴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最初从西方输入并被某些中国人接受和加以传播,大约是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到８０年代,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民权思想呼声渐大。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宣...     

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兼评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关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论著,几十年来海内外断断续续出了不少。这些研究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难免各异其义。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相当多的笔墨和章节用于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如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近藤邦康的《“民国”与李大钊的思想—从辛亥革     

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鼓吹革命

从初登历史舞台与康有为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时期成为立宪派的理论旗手,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政治表演,大抵没有脱出过改良派的温和形象,所谓梁启超鼓吹革命,则是指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有过不少激烈言论,诸如“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等等。长期以来,由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革命派为对的事实,其鼓吹革命的言论不是被视为假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李大钊社会形态观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李大钊在对中外各种社会形态理论学习和比较的过程中,逐步走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运用于"观察国家命运"、动员社会主义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李大钊在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时,集中介绍和评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在此过程中,李大钊的社会形态观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清李大钊社会形态观和唯物史观形成及运用的交错并进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