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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用以證明南宋孝宗對高宗潛意識中"憎恨之情"的兩條資料,似都缺乏說服力:第一條徐經孫疏中"家老子"應依《宋史》爲"曾覿"二字之誤,與不意流露憎恨高宗之情無關;第二條孝宗鎖閉"高宗留下寶器圖畫",乃謙虛美德,並非出於對高宗"生前的世界"之"抗拒心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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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郭店简《老子》与今本第13章“惊”字相当之字,当从白於蓝说释为“昔”,从文义看,此字应读为“荣”。“宠辱若荣”与“贵大患若身”的句式相同,“宠”字应从前人之说理解为动词。老子主张像常人宠荣那样宠辱,像贵身那样贵大患;“得之若荣,失之若荣”的意思是“得‘为下’若得荣,失‘为下’若失荣”,这两句是对“宠辱若荣”的解释。大概由於较早流传之本多用假借字表示“荣”,就被後人误读成了音近的“惊”,导致了对此章文义的严重误解,老子的正面主张被很多人解释成了对俗人的批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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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宋本紀》記述南朝劉宋明帝時流行有謡諺云"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至遲從趙宋時起,人們對"禾絹"的語義,即已不甚明了,普遍將其用作中性的人主代稱,或是用以代指聖明君主;清代則有人老實承認此語"甚爲費解"。本文認爲,"禾絹"之"絹"應是假借爲"■",而"■"字的本義則是指麥莖,引申爲泛指各類禾稼的莖杆。在"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這一謡諺當中,本是用"禾■"來貶斥宋明帝像隨風摇曳的禾稼莖杆一樣,聽憑胡母顥的擺佈。後世將其用作中性或是褒義的詞語,並不符合其本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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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以前"無名子"一詞在史料中的一般意義即爲"無名氏",泛指不知姓名爲何的人。中唐以降科舉制度開始深刻影響時人生活狀態乃至滲透於其話語形式,"無名子"逐漸被賦予了兩點特殊用義:其一,它所使用的語境應該與科舉考試密切相關;其二,所指稱者必定是針對科舉考試進行匿名造謗的人。隨着時代的變遷和生活場景的轉換,後人對其含義的理解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通過排比史料可以發現,它在中晚唐一般語境中所特具的科舉内涵,自宋代開始又逐漸從人們日常生活的話語中消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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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9,(4)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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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西漢末嚴遵所著《道德指歸論》(《老子指歸》),有語曰"鬱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這是一個互文辭格的偶句,故可知"鬱約"與"拘制"同義,拘制即拘禁之義。"鬱"字上古音爲影母物部,微、物對轉,鬱與威音近可通,故"鬱約"之義,豁然可解,其與上文"威約"、"畏約"、"憂約"等詞,形殊而音近,字異而義同,是一組貨真價實的雙聲連綿詞,表示被拘禁、充作僕役、被圍困以及被軟禁等種種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詞性爲動詞,亦可活用爲名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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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全真道利用方技傳教,王重陽師徒爲自己製作了許多神異,以此吸引羣衆。利用方技的行爲遭到教外人士的抨擊,也在教内引發爭議。有人主張少用方技,也有人以釋家的權智説爲利用方技、製作神異辯護。1258年第一次僧道辯論以後,全真道自稱爲老子之道的惟一繼承人,掩飾自己利用方技的行爲,大力進行宣傳崛瞬徊欤煲誀懺缙谌娴啦簧蟹U齋醮,不施方技。及至近代,全真道研究向政治視角偏移,早期全真人物被稱爲"忠義"、"遺民"、"民族之救星",這些説法既與史實不符,也損害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實事求是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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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7,(3)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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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8,(3)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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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4,(2)
"盂蘭盆"一詞出自竺法護漢譯《盂蘭盆經》。一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都在探討"盂蘭盆"究竟意味着甚麽。一般引用唐代玄應在《一切經音義》中對該詞的解釋,即"盂蘭盆"意爲"倒懸"。自釋迦牟尼時代一直至3世紀,佛經是用口語流傳的。直至3世紀末,口傳佛典纔逐漸用梵文改寫。唐代玄應缺乏對於印度口語的理解,因此他對"盂蘭盆"的解釋極其牽强,毫無根據。"盂蘭"很有可能是來自梵文odana(米飯)的口語詞形olan(a)的音寫,這樣"盂蘭盆"就意味着"盛着米飯的鉢",《盂蘭盆經》就意味着"飯鉢經"。筆者認爲《盂蘭盆經》不是僞經,而是3—4世紀竺法護或其他某個譯者自一部印度原典所作的漢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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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21,(1)
本文在學者們對(囦丮)卣銘文的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兩個觀點:一、認爲銘文首段記録的"伯氏"讓(囦丮)自己從"庶人"中挑選六家當作他的"僕",並不是把身分爲自由民的庶人抑爲"僕",這裏的"庶人"是指西周貴族所役使的被征服之族中原來的庶人,也就是大盂鼎銘文"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中的庶人;"僕"跟"馭"性質相近,他們在被役使者中的地位高於庶人,所以銘文把從庶人中選僕稱爲"興","興"跟《周禮》所説自鄉人"興賢者能者"之"興"同義。二、銘文中的"大宫"應指倗伯,倗伯應是(囦丮)的大宗宗子,"伯氏"則是(囦丮)的小宗宗子;依照宗法所有制,倗伯認爲的伯氏擅自賜(囦丮)以僕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帶(囦丮)護送周王時請求周王這個全國最大的宗子在名義上賜(囦丮)以僕,使這件事合法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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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