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史学界关于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关于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研究的文章、论著则不多。下面笔者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作简要论述。一、外交方针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依据孙中山遗嘱制定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遗嘱与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如何对待帝国主…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国民政府为什么对日本采取了“诉诸国联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的政策是以国民政府中央部分领导人所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在直接交涉走不通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外交策略的必然选择;最后,申诉外交政策的抉择与国民政府和国联关系的发展有关。     

陈友仁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大革命高潮中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192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在革命阵营尚未分裂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陈友仁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收回租界中起了很大作用,被誉为“铁腕外交家”。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兼论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废约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抗争的结果，但政府的外交行为是实现不平等条约废除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在评价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时，不应从其政权性质出发，而应从史实出发；也不应只着眼于废约中所遗留的问题，而应明白外交上全瓿的可能是极少的。对国民政府在废约上的作用只能从它是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还是收回了权益这一角度来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为了维护其统治,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联合美英等国制衡日本;同时为了收回更多权益,开展同各国的修约运动。为了进一步争取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推行反苏的外交路线,导致中东路战争的爆发。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1937年孔祥熙出访欧美期间与国内各方往来电文选

1937年春,孔祥熙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出访欧美,欲借机争取外援,联络各国居中调停,迟延中日战争之爆发。在他出访期间,国内风云变幻,中日大战迫在眉睫,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诸事繁杂,各方与孔之间密电往返,对国内形势、中日战事、与各国外交均有记载反映,现特自馆藏档案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宗中选择其中部份电文刊载如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

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张圻福卢沟桥事变爆发至今,已整整５８个年头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漫长的八年抗战,既有战场上的腥风血雨,又有外交上的尖锐斗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和斗争,曲折、复杂,时受国际国内斗争的制约而波澜起...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

如何处置在华德侨是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的德侨政策经历了由沿用战时办法,到采取德日侨民同等待遇,再到"宽待德侨"的演变。根据《德侨处理办法》,明确以集中、留用、遣送的方式管理在华德侨。在政府监督与德侨自治的模式下,德侨的集中营生活颇为舒适。国民政府留用德侨则采取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中美遣送德侨标准不一,引起双方关于遣送名单的博弈。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原本已实现"内政化"的外侨管理复萌"外交化"的故态。     

叶剑英随师北伐

正1926年,随着东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农运动猛烈发展,人民群众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确定党从各方面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颁布了出师北伐的动员令,发表了《北伐宣言》。     

没有硝烟的战场——试论周恩来在抗美援朝中对美国的外交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进行的一场全方位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开展了对美国的外交斗争,不仅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外交围堵,捍卫了抗美援朝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树立了新中国...     

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的币制改革,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改革的作用及其影响,近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已有比较客观的评论,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对于币制改革的动因,过去传统说法大都认为是帝国主义直接操纵的结果,而往往忽略(或是迥避)了对国民政府内部作用的分析。诚然,币制改革的实施与帝国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因此而简单地将发动币制改革归结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图     

美国“援华”与1947年蒲立德访华事件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美国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都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美援"也成为当时中美外交的一个频繁词,但两次援助的性质与结果截然不同。本文借助于对二战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分析,通过中美外交的一个侧面,即蒲立德1947年的非正式访华事件,包括对蒲氏的访华历程、访华结果和访华影响的分析,来达到对当时"美援"问题的再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