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姜达权与三峡大坝选址（下）

笑对“批判” 父亲参加陪同周恩来踏勘三峡时留下的著名照片“周总理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坝址”，以及周恩来、父亲两人其同签名的岩心牌，本是父亲一生平凡工作中的一次不平凡经历，谁知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厄运。而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却是在“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上。     

第一个贴反林彪大字报的人

在“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利用大字报来打倒、迫害老干部。可是，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人们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面目也逐渐有了认识。于是，人们也用大字报去揭穿野心家的阴谋。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难忘的岁月

一 时光回转到３０多年前的１９６９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时期，也是我大学毕业经历了７个春秋的工作锻炼，而热心干事业的风华正茂年代。可是，由于我工作在“臭老九”成堆的专业设计室，也就当然地被“一锅端”，来到城郊农村一个耕牛交易所用来圈牛的牛棚里。按“班、排、连”建制住下来脱产搞“斗、批、改”。 所谓的斗批改，实则是在搞“派性”运动。每天就是手持毛主席语录本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和无休止找岔写大字报搞人身攻击，或者偶尔点出一个“死老虎”搞大会批斗，成天无实事可干。其时，确有人练就了…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枪王”格洛克该不该负责

“格洛克”手枪,是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凶器。它的制造者曾因枪惹事,遭到美方近30次起诉。可他却辩解:“枪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     

蜂拥而上的1967年

图文并茂的大批判专栏 我清楚地记得,革命大批判专栏的形成,是在1966年,其前身是大字报,是早在十多年前的“反右派”“四清整风”的眼球,所以每期大批判上的点题的报头、横批、对联等内容也是每期更换,就像一份大型立体的彩色报纸。     

举报反动标语，惹祸上身

1977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值“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任同家主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受大环境熏陶,我们革命小将一见空地就手痒,有笔拿笔,没笔就捡地上的黄皮石,写“打倒四人帮,我党更兴旺”、“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之类的潮流之作,也写“某某是我崽”之类的发泄之作。     

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们也被卷了进去.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民众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外国专家也写出“马列义大字报” 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4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     

侵华日军“杀人比赛”究竟从哪里开始

侵华日军“杀人比赛”究竟从哪里开始文／孙宅巍图／秋实在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侵华日军血腥屠杀我同胞达３０万人以上,手段之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为触目惊心者,为＂杀人比赛＂。但是,有关这一比赛的完整过程,以及刽子手的种种丑恶心态,却鲜为人...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我被四次下放农村

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     

一块钱事件

正孔门弟子,几都背了孔子精神的。孔子传道授业,皆述而不作,您说孔子自费公费出过甚书?后世孔家弟子,只要在码字,只要在解惑,没有不想坐一台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的(最低理想),黄侃或是例外,也只说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五十后,怕要火扯火地著述了)。只是著书是蛮难的,码字百万,字字珠玑,就能出书么?只好自费,堪羞。自费堪羞?不堪羞。莫说易中天如今如日中天,据说当年也是自费一本小书,摆摊街头的;莫说易中天,鲁迅先生大著不也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