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民族政权形成规律的创新之作--《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介评

《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下简称《研究》)是杨茂盛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2004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中的一部出版。该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北疆民族政权形成问题研究的总结,主要通过对众多边疆民族政权形成过程个案的分析论述,探求边疆民族政权的形成规律。笔者有幸拜读了该书,颇受启发,因而觉得有必要推荐给学界。《研究》由“宗族部族研究”、“北疆政权形成研究”、“续生型国家的统治民族汉化是其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三编和前言、结语、附录构成,共31万字。作为…     

高句丽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成就--评王绵厚的《高句丽古城研究》

王绵厚先生的《高句丽古城研究》(下简称《研究》)由文物出版社于 2 0 0 2年底出版了 ,这是高句丽学界一件大事。该书以古城考古学为研究基础 ,整合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民族文化史等多学科 ,既着眼于高句丽古城考古学的研究 ,又在古城史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涉及高句丽史、高句丽政权史、国家发展史以及高句丽历史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周边民族文化的关系史。该书从更深层面触及了高句丽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 ,把高句丽的历史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历史深度。《高句丽古城研究》共设十二章 ,其中第一章为绪论 ,第十二章是余…     

高句丽:一个民族的盛衰

高句丽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称谓,高句丽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其间还曾被作为中原政权所设置的地方机构县的名称。它们的沿袭关系是族名——县名——政权名。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试论北魏政权的汉化

从公元220年曹魏建立到公元589年隋灭陈,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这是我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它是我国秦汉和隋唐两大鼎盛之间的过渡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南北朝时期更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而民族融合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则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大小小很多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是—走向汉化。而汉化程度最深的一个政权无疑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本文从拓跋焘,冯太后,孝文帝三个时期系统的论述北魏政权全面汉化的表现。     

韩国学界伪满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成果——读尹辉铎著《满洲国:殖民地想象所孕育的“复合民族国家”》

所谓"民族协和"与"王道政治"不仅是日本扶植伪满政权时的所谓"建国理念",更是当时"协和会"所标榜的两大"指导理念"①,即当时"作为满洲的主要民族,一般指日、鲜、汉、满、蒙各民族",要"以指导民族为中心,团结其他民族,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完成".②直到日伪统治覆亡30多年之后,曾经直接参与炮制伪满政权工作的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仍在不遗余力地宣扬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揭示‘王道乐土’与‘民族协和’高度理想的人道主义的体现"③,曾在伪满政权末期任总务厅长的古海忠之也自诩"在侵略与殖民地化万能的时代,试图在满洲地方建设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是日本民族的骄傲".④由此可见,如何揭穿伪满时期所谓"民族协和"的虚伪本质,不仅是关系到揭示东北沦陷14年历史真相的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直接关系到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历史行径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漫谈西夏国名

西夏是11-13世纪我国西北一个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包括多种民族成份在内的封建割据政权。国名繁多是西夏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和割据政权中,也是极其罕见的?这些国名,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他称;有的是音译;有的是转音。     

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速亡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胡人统治者在统治民族本身不够成熟和强大的情况下,普遍实行民族本位、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既埋下了统治力量先天不足的隐患,又加重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二是各政权普遍存在内乱不断的现象,导致自相残杀、自取灭亡和外敌乘虚而入的惨重恶果;三是统治者普遍在政治、生活上极度腐败,重用奸臣,沉迷享乐,不恤民力,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大大削弱了十六国胡人政权自身实力,制约了政权发展壮大,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灭亡。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疆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

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是北疆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本文认为汉政权的出现既是匈奴人长期和汉族保持密切关系的结果,同时也是匈奴人认同“中国”,并进而主动进入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标志。汉政权的出现对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促进亍北疆民族之间的融合,推动了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和方式的发展,而且也是边疆民族主动进入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开始,由此也奠定了北疆和中原地区融为一体的牢固基础。     

论清前期(顺治至乾隆时期)民族政策与大一统局面的关系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继元之后第二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既有"清承明制"的体现,又有自己的创新。清初,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统治者汲取各朝民族政策之失,又集历代民族政策之大成,建立了疆域辽阔和空前统一的大一统帝国。清代民族政策虽有其消极一面,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融合,也使中国大一统局面彻底实现并延续至今。     

“殖民地”的尺度：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论析

抗战胜利后,为逃避国民政府惩治,众多汉奸隐匿香港,内地与香港之间由此展开引渡匿港汉奸的谈判,广东当局借机启动在香港的肃奸工作。香港肃奸旨在彰显国家意志,维护民族正义,强化国民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影响。然而,肃奸人员卷入利益纠葛,加之港英政府态度消极,引渡谈判波折不断。愈演愈烈的肃奸风波引发港英政府强烈不满,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封闭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由此引发“国民日报事件”。事后虽经双方协商达成谅解,但香港肃奸工作遭此挫折一蹶不振,以致无果而终。     

清代满族的根本地位与角色

作为在中原建立诸民族多元一体政权的少数民族之一,满族统治在以切实有效的手段－包括汉人能够认同的儒家化和代表它的汉族官绅－维持统治秩序的同时,为确保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的制定与运作中,可谓颇具匠心。     

清政府对蒙古族、汉族的民族统治政策

我们祖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周恩来总理曾给予高度评价:“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这决非单纯的依靠武力征服,很大程度上归之于民族统治政策的成功。清政权是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它根据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极为重视民族问题,从维护满族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利益出发,并注意吸取历代封建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形成了有清一代比较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其核心内容:建立巩固满蒙联盟,发展满汉关系,重点做好这两大民族的工作。下面就清政府对蒙、汉两族的民族统治政策分别略述。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

一、战时的防谍肃奸工作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三种政权(国民党政府、中共抗日政权、伪政权)和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的局面。因此,战时对汉奸的惩治,主要是由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的。收买和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惯用的伎俩,并在实践中收到成效。早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及华北事变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中国。鉴于汉奸助敌之事时有发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惩治汉     

隋代柔然贵族《郁久闾可婆头墓志》探析

隋代郁久闾可婆头墓志铭是研究北方民族的重要史料,志文记录了柔然民族在演进中对汉族文化的逐步认可和族属认同的转变;墓主在北方民族政权覆灭后,作为高层贵族的一员不仅担任地方实职且带军职,这是中原政权对北方民族融合的一贯策略和体现。     

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

长城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建筑工程之一,它以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界。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掌握政权,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我国历史上的长城,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内,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各族统治阶级所建筑的军事防御工程。     

文物证史——北魏立国前后的河北因素

<正>鲜卑族拓跋部本是一个逐草放牧、居无常处的马上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文化欠发达,但建立北魏政权后,在极短时间内,逐步汉化,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笔者试就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前及建都平城后到太武帝时期逐步汉化的过程中与河北的关系做些梳理和分析,以窥北魏立国前后政治文化脉络之基础。一北魏政权及其民族文化背景鲜卑拓跋部最早起源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附近。其早期历史记录为成帝拓跋毛时期,东汉末年,部族逐步南迁。西晋末年据有今河北沽源县东南、     

石勒的民族政策初探

西晋终因统治集团腐朽统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历史随后进入了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使中国进入了又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这其中涌现了很多杰出少数民族首领率领着本族建立了各自的少数民族政权。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采取了各自的民族政策来调节内部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民族关系来试图保证政权的稳定。后赵作为北朝前期曾盛极一时的羯族政权后赵在南北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后赵就不得不提及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石勒建立后赵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政策方面的封建化措施。本文主要择对石勒在其统治期间的民族政策进行浅议。     

宋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

民族关系有好有坏,它总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途径表现出来。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但各种表现形式都有一定的传承性、继承性。宋辽金时期中原政权周围的民族政权较为强大,各政权之间、各民族之间战和不断,民族关系表现形式比较丰富也比较具有代表性。在这一时期民族战争、和亲、会盟、通贡、互市等我国古代较为常见的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     

国家动员、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战时西康宁属彝区的政治社会变迁(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在宁属彝区展开全面的战略竞争,均致力于使政权力量下沉至这一边陲地区,将部分边地和非汉人群纳入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之中。部分出身于彝区的新式军政人物在这一政治过程之中扮演了关键的链接性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性功能。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代理人,也基于地方社会和本民族的主体性,借助民族国家话语提出了关于彝族的新论述。尽管由于各种限制,国家政权无法对彝区实施全面有效的治理,但战时这一边疆区域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亦构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