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

大约二十年前,美国的柯(Paul．Cohen}教授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概括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以中国为中心取向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区域研究。按他的理解,之所以这样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     

明清时期的门子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政治中,“门子”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今天,“门子”不存在了,但“门子”的阴魂似乎还在一些地方的某个时候出来游荡。     

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生

水质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国南北地理环境不同决定了水质的差异。一般而言,古代南方的日常生活用水以江河湖泉为多,外在"所染"为其水质问题的主要方面;北方民生用水以井水为多,井水自身"所含"的水质问题则较突出,由此而引发的地方病也和南方地区有较大差异。井水咸苦长期困扰北方居民的日常生活,它曾对历史时期北方国都营建产生重要影响,对各级治所的经营也有所制约。水质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同时代、地域、阶层对北方水质有不同感知,历经实践浸染与文字流布,这一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知识、观念乃至于文化。     

明清时期的晋中雕刻

“雕者,以形显神、以灵势真也。拟天地、山水、草木、鱼虫于心,以形取势,以力应场,以态显道也;乐者喜之、观者会之、识者化之。”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时期伴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和漕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问信仰。它最初形成于山东运河区域,之后迅速向南北传播,其信仰范围覆盖了北方数省,并波及江浙。这一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学界尚缺乏深人的研究。本文搜集正史、类书、方志笔记、碑文、小说中的有关资料,对明清时期广泛存在于中国北方的金龙四大王崇拜现象进行梳理和探析。     

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

本文主要从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概况,汉移民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汉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围绕移民的形式及明清两代移民的特点,汉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以及移民对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局面的打开几方面来展开明清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     

明清时期徽州的水碓业

此前,学界对于传统时期水碓业的研究相当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广泛收集包括民间文书在内的各类文献,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水碓业加以探讨。重点分析水碓的作用、交易以及管理等诸侧面的问题,从中可见,水碓在徽州当地农产品加工以及农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水碓的出卖、典当,还起到了缓解农民经济困窘状况的作用。不过,水碓业的蓬勃发展,有时也与水运航道、农业灌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明清时期的书斋文化

明清时期是我国中文史上的鼎盛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这些都为人文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些“耕读世家”、“书香门第”在社会各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而优则仕”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读书、藏书成了人们所尊崇的社会行为。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帝汶很早即与中国有来往。明清时期,同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帝汶相互往来频繁。本文就所掌握的资料,综合论述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明清时期华佗信仰研究

华佗作为我国古代的名医,有“医圣”之美誉。本文主要以明清地方志为依据,阐述明清时期华佗信仰的形成过程、华佗信仰形成的原因以及这种信仰背后的隐喻。指出华佗的医术及民间深刻的贬曹心理是华佗信仰延续的内部动力,而士绅是推动华佗信仰发展的关键人群。     

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婚龄是反映明清徽州婚姻习俗、观念和缔结行为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采用地方志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女子聘龄、初婚年龄、童养媳抱养及合婚年龄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女子婚龄状况予以量化考察,探寻其普遍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揭示影响女子婚龄的因素,分析女子婚龄的高低对徽州女性及其家庭的影响.     

试论明清商人对职业戏班发展的积极影响

聘请职业戏班,是商人看戏的重要途径.商人一般在酬神赛神还愿,有喜庆丧葬之需,或者自家娱乐、宴客,巴结各级官吏等情况下聘请职业戏班前来搬演.商人在聘请职业戏班时往往会尽力选择名班,这使其花费的钱财不可胜数.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在观戏听曲方面出资又很大方,许多戏班都争相成为商人青睐的对象.而商人对戏班的选择及其对戏班演出的评价,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戏班努力提高演艺水平.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

众存产业是众存公有与房派份额互为前提的业态形式,系宗族内部以房派为主体的血缘性和水平性结合,属于前组织化的产业形态,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明中期以前,众存产业和众存关系是传统徽州宗族经济和宗族关系的原始体现.明中期以后,众存产业是徽州宗族实体形成乃至发展壮大的现实经济基础.明清徽州民间众存关系的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     

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是西北地区农牧业生产结构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随着区域农业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最终得以取代畜牧业生产,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不同族群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奠定了边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汉以后,大陆移民就不断进入海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共同开发海南的过程中也渐渐互化了习俗,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衣着服饰等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汉黎风俗互化起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最终促成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习俗的形成。     

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

现存数以十万计的徽州文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妇女的户口登记、婚姻家庭、财产买卖、家产分割、司法诉讼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实证性的资料与其它史料相结合 ,可以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探讨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依靠大量土地买卖文书分析明清时代徽州妇女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时社会的礼法观念与民间实际生活的结合程度与方式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